中美定期對話的深層意義

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2010年5月24至25日期間在北京舉行, 美方派出200多名官員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了會議. 除了美國國務卿克林頓﹑ 財政部長蓋特納外, 美方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商務部長駱家輝﹑貿易代表柯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默﹑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霍爾德倫﹑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以及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威拉德等, 相關官員的政策職能涵蓋了金融經濟﹑外貿﹑科技﹑以至軍事的層面.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王王岐山﹑國務委員戴秉國, 都在會前或會後接見了以美國國務卿克林頓﹑財政部長蓋特納為首的代表團主要成員.

儘管「對話」前有國際媒體炒作, 人民幣匯率將會是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主要議題之一. 但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人民幣匯率並沒有作為本輪「對話」的主要議題, 而且美國財長蓋特納在「對話」之後還對傳媒説, 「美方理解中方根據自身利益和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 以及中國經濟運行的情況, 自主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措施」. 蓋特納的説話可以概括為:「人民幣匯率的走向是中國國家主權自決範圍的事」.

那麼, 美方在是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最終得到了些甚麼?

大國對話因循大國戰略

毫無疑問, 一向以來, 經濟議題都是中美這兩個世界大國必須經常商議的議題. 但除了經濟的議題外, 從世界範圍到地區事務, 中美兩國需要溝通的議題確實越來越多.

在世界範圍內, 對美國而言, 中美之間的定期對話是中美兩國週旋於「中﹑美﹑俄」三個世界大國鼎立格局之間必須維繫的一對重要的「對話關係」, 由此而衍生的政治戰略意義不容美國忽視. 如果美國未能維繫這對重要的「對話關係」, 「中﹑美﹑俄」三個世界大國鼎立的格局將會被打破而變成「中俄對美」的格局.

此外,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 美國企圖拉攏中國透過G20﹑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集資來協助美國走出金融困境, 又提出成立G2來鞏固中美的金融經濟關係. 儘管中國婉拒美國的建議, 但中國持續購入美國的國債卻有助維護美元在世界貨幣市場的信心, 間接支持了美元仍然是國際主要貨幣的地位.

在地區範圍內, 美國要求與中國建立制度化的對話機制, 也是出於現實的考慮. 首先, 進入廿一世紀首十年, 中國軍力特別是海﹑空軍的飛躍發展在國際間有目共睹. 近期中國海軍頻繁進出南海﹑東海﹑以至太平洋西陲的活動, 已經對以美日為首的亞太同盟發出了明確的訊息:「中國會以軍事實力來維護國家的周邊利益」. 在仍然未能確實認知中國周邊利益的臨界點時, 美國認為有需要和中國建立定期而廣泛的對話機制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擦槍走火」. 其次, 朝核危機由原來的「朝鮮核和平用途問題」發展到今天「爭取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現實, 美國可能已經感覺到, 無論「六方會談」是否能夠重新啟動, 中國的參與已經成為相關問題最終能夠不會繼續惡化的維一決定因素.

因此, 中美定期對話機制正好為中美兩國, 提供一個從國際到地區事務的「制度化溝通渠道」.

中美關係矛盾相互轉化

如果在現階段就判斷中美關係會隨著「對話」的制度化而前途一片光明則「言之尚早」. 在未來的一段長時期,中美之間在政治﹑經濟﹑以至軍事上的摩擦﹑碰撞﹑以至上升至衝突仍然會不斷發生.

首先,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政策將會是美方一個長期的戰略部署. 美方認為中國在經濟﹑軍事﹑以至政治上的崛起, 無論在國際關係以至地區事務對美國的影響力而言都是一個現實的挑戰, 遏制中國起碼使其不能成為挑戰「美國第一」的地位成為美國積極爭取達到的國家目標之一. 其次, 美國仍然判斷她擁有遏制中國崛起的豐富資源. 特別是在軍事力量方面, 美方自信比中國軍力超前起碼一至兩代. 第三,美方認定從而利用中國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心﹑以及這些周邊鄰國與中國的疆域資源糾紛,來參與在地區範圍內對中國實行軍事圍堵的部署. 最後, 美國判斷在短至中期, 台灣問題特別是「對台售武」仍然是可以經常困擾中國的「一只棋子」. 美國認為可以利用「對台售武」的舉動, 來跟中國就國際以至地區事務上作政治交換.

就是基於上述四個因素, 中美在往後的長時期內仍然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碰撞」. 然而, 中美定期對話機制卻發揮了中美關係升温「安全閥」的功能. 況且, 只要中俄關係能夠穩定在現階段的態勢並且持續發展, 中美關係「再壞也不會壞到那里去」. 看來,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乾脆正名為「中美戰略對話」來得更為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