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應越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農德孟的邀請出席在越南舉行的第十四屆亞太經合首腦非正式會議。這是自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底訪問河內以來第二次對越南作出國事訪問，亦是中越兩黨及兩國政府在三個月內的第二次最高領導人的接觸。對上一次中越兩黨及兩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接觸是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越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農德孟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訪問北京。
在亞太地區，有八對周邊關係對中國是否可以和平發展以及實現國家復興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八對周邊關係分別是中俄關係、海峽兩岸關係、中朝及中韓關係、中日關係、中巴關係、中印關係、以及中越關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在這八對周邊關係的其中七對關係都相繼獲得了較為妥善的處理。
中國發展周邊睦鄰關係
中俄關係自進入本世紀之初便有了長足的發展。中俄兩國不但建立了自前蘇聯解體以來新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且在二零零五年更完全解決了兩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中朝及中韓關係由於前者與中國存在著一個「抗美援朝」的歷史基礎，並在韓戰以後五十多年來在政治、經濟、以至軍事上得到中國的支持而得以維繫，而後者則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建交以來，由於兩國經貿關係的深化致使在政治上有了飛躍的發展。
在現階段而言，海峽兩岸關係部份取決於島內統獨勢力的平衡，但主要還是中美關係的好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能夠與俄國維持一個和諧的戰略關係，中美關係要壞都壞不到多少。中國如果能夠維持一個相對良好的中美戰略關係，中國將會與俄國維持著一個和諧的戰略關係。具備了良好的中俄關係的基礎，儘管中美兩國不時有這個或那個的問題，中美兩國關係仍然可以維持在一個「令人滿意」的程度。假若中美關係仍然能夠維持在一個「令人滿意」的程度，海峽兩岸關係則能夠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態勢。
中日關係在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任期間曾經有過很大的反覆。然而，中日關係發展的根本因素決定於中美關係，只要中國能夠成功地使中美關係穩定在一個戰略利益的基礎上，中日關係將會限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自日本新首相安培晉三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上任以來，中日曾經塴緊的政治關係得到了緩和。
中國與巴基斯坦自一九五一年建交以來便維持著良好的政治、軍事、以至經濟的聯繫。由於宗教的差異，印巴之間過去五十多年中時有軍事衝突，而中國對巴基斯坦則有著強力的支持。總的來說，在上述六對周邊關係的問題上，中國還是能夠作出適度的處理。剩下來的便是中印關係和中越關係。
眾所週知，中印和中越兩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期曾經先後發生過軍事衝突。雖然中國在今年舉辦了「印度年」，中印兩國邊境並作出有限度的開放，兩國經貿往還近年來亦有所增加，但自二零零五年四月及二零零六年底總理溫家寶和國家主席胡錦濤先後訪問新德理，就中印兩國邊界問題舉行過磋商以來，有關問題仍然未能獲得妥善解決。
隨著中國總體國力的崛起，美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在世界以至地區範圍內作出遏制中國的部署。鑒於中印和中越兩國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過軍事對抗，印度和越南遂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圍堵及遏制中國的戰略同盟可以拉攏的對象。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以來，中越兩國曾經有過長達十年的軍事對抗。然而，自蘇聯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解體後，中越關係開始出現緩和的形勢。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的邀請，前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率團訪華，雙方宣佈結束過去、開闢未來，兩黨兩國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這次越共黨政高層領導人在中越戰爭十二年之後訪華，正好事隔八九年北京六四政治風波之後的兩年，西方國家對中國正在實施所謂「制裁」之際，越共黨政高層的到訪，無疑有著「雪中送炭」的意義，也對中越兩國關係正常化起了正面的作用。
二零零零年，中越兩國發表關於新世紀全面合作的《聯合聲明》，對發展雙邊友好合作關係作出了具體的規劃。隨著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經濟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並且獲得總體國力的大幅度提昇，中越兩國關係開始出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
中越關係從量變到質變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越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農德孟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訪問北京。並且獲得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中共中央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先後接見。這是自越南剛剛在二零零六年四月至六月間先後選出了新一屆黨政領導層以來，中越兩國最高黨政領導人的接觸。
這次農德孟以越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身份訪問北京，並且特別強調中國是他在二零零六年四月連任越共總書記以來選擇為他第一個出訪的國家，而中國黨政領導人則以高規格接待到訪的農德孟，標誌著中越兩黨及兩國關係，在美國企圖拉攏越南來達到在亞太地區圍堵中國的陰影下往前跨進了一大步，中越關係開始從量變到質變的方向發展。
中越兩國關係的「量變」，體現在兩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越關係正常化以來經貿往還的漸趨頻繁。從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五年，中越兩國的貿易總額由三億九千萬元（美元，下同）上升到八十一億九千萬元，十二年間兩國貿易增長達廿倍。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九年，中越兩國貿易總額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二十五，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五年的六年間，兩國貿易總額年平均增長率上升到百分四十。中國從越南進口的都是以原油、煤等能源為主，而越南從中國進口的則以食用油、棉織製品、以及肥料等為主。過去十二年中，中國都是越南進口貿易順差國，順差額從一九九三年的一億五千萬元增加至二零零五年的三十億一千萬元，中國對越南出口貿易順差十二年間增長達十三點七倍〔註一〕。
中越兩國關係的「質變」，表現在越南黨政領導層在美國企圖以政治和經貿利益拉攏的影響下，仍然選擇和中國這個近鄰深化相互之間的黨政關係。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越兩國發表了《中越聯合新聞公報》，《聯合公報》中有幾點內容值得注意。
首先，中越雙方都同時肯定了各自因循本國國情發展有本國特式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制度的成就：「越南方面高度評價中國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方面高度評價越南革新廿年來取得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成就，堅信越南人民一定能勝利實現越共十大提出的各項目標和任務，把越南建成一個民富國強、社會公平、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聲明中在在顯示出中越雙方都希望強調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名義的前提下發展中越兩國的關係，這種關係有別於越南與美國及其他非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所發展的關係。
其次，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八日，越南共產黨在河內的巴亭會堂召開第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在大會上作出報告時強調，今後五年，越共要致力於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戰鬥力，全面推進革新開放事業，為到二零二零年把越南建設成現代工業化國家奠定基礎。報告同時還指出了越南社會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及面臨的挑戰，包括經濟增長的質量、效果、競爭力相對較差，經濟結構轉變緩慢；許多社會問題還沒有解決好；黨建和整黨工作沒有達到要求；一些黨員幹部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頹廢，貪污腐敗、官僚作風和浪費現象嚴重，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現象依然存在等等。越共第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作出的報告，其中所描述極待解決的治黨和治國的問題，與中國現時所面對的問題何其相似，中越兩黨及兩國政府在治黨和治國的問題上都有共同的話題。
再者，中越兩國就北部灣海洋資源的爭議達成了進一步的協議。《聯合公報》中聲明：「雙方對北部灣劃界協定和漁業合作協定落實情況以及兩國海軍在北部灣開展聯合巡邏予以積極評價，同意加快北部灣跨界油氣構造勘採和其他領域的合作進度。雙方將穩步推進北部灣灣口外海域劃界談判並積極商談該海域的共同開發問題。雙方同意恪守兩國高層共識，繼續推進海上問題談判，共同維護南海局勢穩定，積極研究和商談共同開發問題，以便找到適合的模式和區域」。
中越兩國曾經為北部灣資源等問題發生過爭議，雙方都聲稱南海的北部灣為本國領海。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兩國簽訂了協議，劃分北部灣的海界，但是協定內容沒有涉及有爭議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領土歸屬。二零零三年九月中旬，中國漁船在北部灣海域捕魚時被越南當局扣押，這一事件引起了兩國間的外交糾紛。越南指責中國漁民侵入越南領海，而中國強烈抗議越方違反協議，對進行日常捕魚活動的漁民開火，並扣押船隻和人員。然而，事隔不足三年，兩國已經就相關問題最終達成協議。二零零四年四月中，中國與菲律賓亦就南海石油資源問題達成了共識，兩國並簽署了在南海共同研究油氣資源的協議。中國、越南、菲律賓三國對相似的領土及資源的紛爭都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成果共用」的原則得以解決。
周邊關係是和平發展的基礎
中越關係的發展是中國在亞太地區抗衡「中國威脅論」戰略的主要組成部份之一。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總體國力的提升被以美國為首的部份西方國家炒作成所謂「中國威脅論」，美國亦開始從世界以至地區範圍內聯合盟友作出遏制中國的部署。有鑑於周邊地區穩定關係著中國能否在一個和平的環境進行國家的建設，發展周邊睦鄰關係便成為中國在地區範圍內抗衡「中國威脅論」戰略的主要組成部份。
在亞太區內，中國在發展周邊睦鄰關係的問題上主要是通過地緣政治制約的條件，實行「一手軟」和「一手硬」的奕博策略。一手軟者，即加強對方作出「合作奕博」(Co-operative game)的回報，例如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從而使參與的各方都得到好處。一手硬者，則是提升對手作出「不合作奕博」(In-cooperative game)的成本，例如中國與印度發展及改善關係的同時，亦積極加強與巴基斯坦及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政治、經濟、以至軍事上的聯繫。
由於中國在海洋資源以至領海主權的問題上先後與越南、菲律賓、及日本等國家發生爭議，如果這些爭議未能獲得妥善解決，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領海爭議有可能演化成地區範圍問題的局面，這個形勢對於中國在亞太區內抗衡以美國為主導的「中國威脅論」極為不利。現在，中國先後與越南及菲律賓就北部灣及南海資源爭議達成上述的共識，一來可以避免使相關問題變為地區範圍紛爭，二來亦為相似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的示範效應，這樣不但對日本就東海油氣田資源與中國發生的爭議最終能夠獲得解決產生了一定的壓力，同時對中國與印度就兩國邊界問題的爭議最終獲得解決發揮了正面的作用。
儘管在現階段就對中越兩國關係的未來發展持完全樂觀的態度是為時尚早。然而，越南處於中美兩個大國的隙縫中有向中國傾斜的可能性，起碼基於下列兩個原因。
首先，對越南而言，美國利用經濟及軍事對越援助從而爭取越南的合作來遏制中國，用意極為明顯。鑒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越戰爭的教訓，當時越南依靠前蘇聯的支持，企圖併吞寮國及柬埔寨從而建立所謂「印度支那聯邦」並南北夾擊中國。中國於一九七九年初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用了不足一個月的時間重創越南一系列的皇牌師團，中國軍隊並且攻陷涼山才從原路收兵。涼山的陷落不但意味著的中國軍隊打開了直搗河內的大門，同時亦大大打擊了越南自稱成為越戰後「世界第三軍事強國」的信心。雖然中越在往後有過長達十年的軍事對抗，其後由於蘇聯解體，越南從此失去依靠最終從寮國及柬埔寨撤軍。假若越南現今接受美國的利誘而與中國對抗，越南首先便要面對中國這個在廿一世紀之初獲得總體國力提升的近鄰在軍事以至經濟上的抵制。
其次，越南對美國為達到拉攏為目的的援助存在戒心。眾所周知，美國自冷戰後成為全球一霸獨大的強國，除了不將其北約盟友如法、德等盟國放在眼內之外，對發展中國家以至前蘇聯變天後獨立的東歐國家，在經濟上的援助背後卻強加上美式政治及經濟制度以至文化價值觀。有鑒於中亞地區在本世紀初發生一連串的所謂「顏色革命」的教訓，越南黨政領導層對美國的所謂援助難免存有相當的戒心。
然而，一個是經濟百廢待舉的國家，而另外一個則是綜合國力直線上升的發展中大國，中越兩國都須要一個和平的睦鄰環境來進行建設從而最終實現國家復興的目標。顯而易見，中越這兩個在歷史上曾經「唇齒相依，患難與共」的鄰邦，都有強烈的意願在互相尊重對方發展有本國特色的政治、經濟、以至社會制度的前提下，向一條共同發展的道路邁進。
隨著中越關係的改善，中印關係便成為中國須要處理的周邊關係的行動日程。
〔註一〕《中國統計年鑒》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