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國在過去的廿五年間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的崛起卻引起了某些國家對中國的嫉妒和恐懼的情緒，提出「中國威脅論」之說是這些「情緒」的集中表現。可以預見，中國在廿一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將要面對更多樣更複雜的挑戰。
在眾多的挑戰中，近期美國和日本在經濟、政治，以及軍事上對中國的打壓最為明顯。在經濟方面，由於中國對美國多年來的貿易順差，美國經常借用這個或那個的籍口，以「歧視或懲罰性關稅」來留難中國輸美的出口貨物；在政治方面，近期美國企圖通過國際影響力，迫使歐盟繼續對中國的武器禁售政策；在軍事方面，美日對中國崛起的不安表現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共同安全目標的涵蓋面，竟然覆及台海情勢！
美對各夥伴皆錄逆差
中國在過去的廿五年間得以大幅度提升總體國力，經濟改革的成功是主要因素。那末，除了政治及軍事上對中國打壓外，美日企圖通過經貿手段對中國的打壓，從而抑制中國在廿一世紀的全面崛起又是否管用?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美國貿易一直保持順差的形勢，順差額並且不斷擴大。進入廿一世紀首四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年均增長率達百份之二十五。
事實上，美國對全球貿易夥伴都呈逆差的情況。在二００一至０四年間，美國對全球貿易夥伴逆差從四千一百一十八億九千九百萬美元上升至六千五百一十五億二千一百萬美元，四年內逆差增長率超過百份之五十八。在眾多主要貿易逆差夥伴中，位次由高至低順序為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及墨西哥。其中，二００四年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總額達一千六百一十九億七千八百萬美元，佔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總額的四份之一。
經貿對參與各方皆有利
在國與國或地區與地區經貿關係中，一般的看法是貿易逆差的一方相對於佔貿易順差的一方而言處於不利的地位，這種看法卻是過份簡單。國家與國家或地區經濟與地區經濟之間能夠發展經貿關係，主要原因是由於參與貿易的雙方都在運用本身在某種產品或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即本國在生產某類產品或運用某種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或資本，來進行某類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平均成本相對於貿易對手而言較低。因此，出口的一方將集中資源生產本身可以較低成本生產的產品，而讓貿易夥伴去生產擁有生產成本較低的比較優勢的產品，雙方並且通過貿易交換相關的產品。因此，不論出口或進口的一方都通過貿易而得益。從這個論點出發，貿易的雙方不論是出口國或入口國，只要是自願參與有關的貿易活動，都沒有處於不利地位之說，參與貿易的雙方皆可以從貿易中獲得好處。因循比較優勢原則；集中本國資源生產擁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並通過貿易交換別國以比較優勢生產的產品；是一個國際產業分工(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ur)的過程。這個產業分工的發展過程一旦趨於成熟，參與產業分工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就更加難以從已建立的國際貿易關係中脫離出來。
美國不願向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
中國長期對美國經貿順差的原因，在於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是美國的市場所需，而美國則不欲對華出口中國所需的美國產品。眾所週知，中國輸美的是以勞力密集及低至中級技術密集的貨物為主，除了自美入口部份消費品外，中國需要從美國進口的是中至高技術密集產品。但是，長期以來，美國都以國家安全以及維持地區軍力平衡為理由，拒絕美國國內企業對華輸出高科技含量的產品，最終導致中國對美國經貿長期維持巨額順差的情況。
然而，這種經貿關係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儘管中美就兩國經貿關係不時有這樣或那樣的磨擦，在短至中期而言，中美經貿關係是牢不可破的。這個樂觀的看法起碼基於三個原因。首先，從「替代」的角度來說，現時只有墨西哥對美國出口的勞力密集及低至中級技術密集的貨物與中國輸美的貨物屬「替代」或「近似替代」（Close substitute)。然而，二０００年至０四年期間，墨西哥對美出口總額只佔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的百份之廿五。觀乎美國寧願捨近圖遠，仍然願意和中國保持這種巨大的貿易逆差關係，顯而易見，這種經貿關係是對美國有利的。其次，如果美國對中國入口貨物長期採取懲罰性關稅或者完全拒絕入口的政策措施，並且在短至中期而言沒有其他的入口替代，這類產品則需要在美國國內生產，其生產成本必然是相對於原來的同類入口貨品較高。假設這類產品的價格不變，這些美國的生產商卻要面對利潤下降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美國的生產商將會對現屆政府採取怎樣的態度？最後，假若這些美國的生產商在國內生產這類貨品，儘管可以在某個程度上在美國國內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在成本上漲而又要維持原來的利潤水平的前提下，這些美國的生產商難免會在美國國內市場提升這些在美國本土生產的貨品的價格，在國內工資增長率滯後於物價上升率的情況下，美國國內的消費者將要面對實質收入下降之苦。屆時，這些美國國民將會對現屆政府持何種態度？至此，對於美國政府而言，經濟問題卻最終轉化為政治問題。起碼基於上述的三個原因，除非美國可以研判出相關的解決方法或政策措施，在短至中期而言，美國不可能有強烈的激勵去改變與中國現時的「泥足深陷」的貿易關係。
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牢不可破，而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地區的經貿關係，也日見密切。
自二０００年始，中國與歐盟的經貿關係不斷加強。二０００年，中國與歐盟貿易總額為六百九十億三千七百萬美元。其中，中國對歐盟出口總值達三百八十一億九千二百萬美元，從歐盟入口總額則為三百零八億四千五百萬美元．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只得七十三億四千七百萬美元。
對美順差盡獻亞太區市場
進入廿一世紀，中國與亞太地區經濟的貿易關係有了大幅度的進展。儘管中國對美貿易保持了順差的形勢，中國對在亞太地區內的主要貿易夥伴自二０００年開始卻出現了顯著的貿易逆差的情況，而且這種情況正在不斷擴大中。二０００年，中國對在亞太地區內的主要貿易夥伴例如澳大利亞，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臺灣，泰國等國家的貿易逆差總額達四百零五億七千萬美元(見附表二，下同)。同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只是二百九十七億七千三百萬美元。至二００四年，中國對上述的貿易夥伴的貿易逆差總額卻達七百六十六億四千二百萬美元。同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總額只是八百零二億六千九百萬美元。中國從美國獲得的龐大貿易順差總額的大部分都送給亞太地區的其他貿易夥伴。進入廿一世紀，中國在亞太地區經濟中扮演了「經濟發動機」(Economic engine)的角色。
日本對中國的經貿關係自二００二年起迅速加強．二００一年，中日貿易總額為八百七十七億五千四百萬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為四百二十七億九千六百萬美元，而中國出口往日本為四百四十九億五千七百萬美元，中國對日本貿易順差只是二十一億六千萬美元。然而，二００四年，中日貿易總額上升達一千六百七十八億八千六百萬美元，其中日本對華貿易順差達二千零八十五億五千七百萬美元。僅四年之內日本對華貿易順差上升達百分之二百。與此同時，日本對華直接投資(FDI)卻有跟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爭一日之長短之勢。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由二０００年的四十三億八千三百萬美元累積至至二００四年的二百二十三億七千七百萬美元，五年內增長超過四倍。然而，同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則從二０００年的二十九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累積至二００四年的二百一十九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五年內增加達六點五倍(見附表三)。進入廿一世紀，在眾多亞太地區的貿易夥伴中，日本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逆差國。在二００四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亦僅次於美國和南韓。就這兩點來說，中日之間在廿一世紀初不也是建立了「泥足深陷」的貿易關係？
三大經濟貿易區基本成形
前文臚列的經貿統計數據由於出處不同是以亦有若干程度的差別。經貿數據出現差別的主要原因起碼有二。首先，參與貿易的國家都有誇大貿易夥伴對本國貿易順差或本國對貿易夥伴逆差的傾向，從而爭取與貿易夥伴在貿易協議過程中討價還價的本錢。其次，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一個國家的經貿數據，正如其他可以作為評估一個國家總體國力的信息，例如自然資源存量、氣候變化、糧食產出量的變化、國民收入分佈、以至政治權力的更替等，都跟國家安全拉上了關係，各國政府或多或少都不大願意如實對外發放有關的訊息。然而，從相關數據的總體趨勢，我們還是可以就有關的現象看出一個大約的形勢。
無論是中美貿易關係、中日貿易關係、中國和歐盟的貿易關係、以至中國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由於參與貿易的各方都可以得到好處，隨著國與國之間經貿關係的深化，中國的貿易對手如果企圖運用經貿手段打壓中國，其本身也將會受到傷害。打壓對手的經貿手段的力度越強，本身所受到的傷害則越大。遑論這是一種「泥足深陷」的經貿關係。
以人口數量、已知的天然資源存量、以及國土的大小而言，全球大致上只有三個國家的經濟可以通過內部需求帶動，這三個國家依次序為中國，美國，及俄羅斯。以地區經濟發展趨勢以言，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三大經濟貿易區基本成形。這三大經濟貿易區是以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為主的北美貿易區，以德國和法國為首的歐盟，以及以中國、日本、台灣和南韓為主的亞太地區經濟。隨著中國與全球三大經濟貿易區深化相互之間的經貿關係，中國將繼美國進入主導世界經濟的過程。
中國經濟未來十年超美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他的名著《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um Perspective)作出預測，到二O一五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將會達到十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億國際元，而美國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將只得十一萬四千二百六十億國際元，屆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會超越美國。如果安格斯.麥迪森的預測偏離二O一五年中國的實際經濟表現不是那麼遠，未來的十年對中國是何等重要啊!
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釋放出的中國人潛能效果驚人，也使對中國的發展成就妒恨交織的「潛在競爭者」忐忑不安。面對國際上這些對「中國威脅論」耿耿於懷的國家，現時中國的形勢既是最好的時侯也是最危險的時候。因此，除了積極發展經濟從而改善國民生計外，中國必須要在未來的十至廿年間保持國內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不但能夠維持社會在一個比較平等的基礎上發展，並且在國家領導權力更替方面安排有序。與此同時，中國還須要維持中國的周邊地區軍事形勢的相對平衡，並且要避免捲入「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國的領導人如果能夠做到正如司馬光在他的《資治通鑒》中所言:「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德，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仁，四鄰親其義」，中國必定能夠在廿一世紀內繪畫出中國歷史以來的發展宏圖。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本文寫在「甲午戰爭」一百一十週年祭，筆者願藉此與全球之炎黃子孫，為中國在廿一世紀內達到前所未有的富強興盛而共勉！
在眾多的挑戰中，近期美國和日本在經濟、政治，以及軍事上對中國的打壓最為明顯。在經濟方面，由於中國對美國多年來的貿易順差，美國經常借用這個或那個的籍口，以「歧視或懲罰性關稅」來留難中國輸美的出口貨物；在政治方面，近期美國企圖通過國際影響力，迫使歐盟繼續對中國的武器禁售政策；在軍事方面，美日對中國崛起的不安表現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共同安全目標的涵蓋面，竟然覆及台海情勢！
美對各夥伴皆錄逆差
中國在過去的廿五年間得以大幅度提升總體國力，經濟改革的成功是主要因素。那末，除了政治及軍事上對中國打壓外，美日企圖通過經貿手段對中國的打壓，從而抑制中國在廿一世紀的全面崛起又是否管用?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美國貿易一直保持順差的形勢，順差額並且不斷擴大。進入廿一世紀首四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年均增長率達百份之二十五。
事實上，美國對全球貿易夥伴都呈逆差的情況。在二００一至０四年間，美國對全球貿易夥伴逆差從四千一百一十八億九千九百萬美元上升至六千五百一十五億二千一百萬美元，四年內逆差增長率超過百份之五十八。在眾多主要貿易逆差夥伴中，位次由高至低順序為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及墨西哥。其中，二００四年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總額達一千六百一十九億七千八百萬美元，佔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總額的四份之一。
經貿對參與各方皆有利
在國與國或地區與地區經貿關係中，一般的看法是貿易逆差的一方相對於佔貿易順差的一方而言處於不利的地位，這種看法卻是過份簡單。國家與國家或地區經濟與地區經濟之間能夠發展經貿關係，主要原因是由於參與貿易的雙方都在運用本身在某種產品或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即本國在生產某類產品或運用某種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或資本，來進行某類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平均成本相對於貿易對手而言較低。因此，出口的一方將集中資源生產本身可以較低成本生產的產品，而讓貿易夥伴去生產擁有生產成本較低的比較優勢的產品，雙方並且通過貿易交換相關的產品。因此，不論出口或進口的一方都通過貿易而得益。從這個論點出發，貿易的雙方不論是出口國或入口國，只要是自願參與有關的貿易活動，都沒有處於不利地位之說，參與貿易的雙方皆可以從貿易中獲得好處。因循比較優勢原則；集中本國資源生產擁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並通過貿易交換別國以比較優勢生產的產品；是一個國際產業分工(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ur)的過程。這個產業分工的發展過程一旦趨於成熟，參與產業分工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就更加難以從已建立的國際貿易關係中脫離出來。
美國不願向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
中國長期對美國經貿順差的原因，在於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是美國的市場所需，而美國則不欲對華出口中國所需的美國產品。眾所週知，中國輸美的是以勞力密集及低至中級技術密集的貨物為主，除了自美入口部份消費品外，中國需要從美國進口的是中至高技術密集產品。但是，長期以來，美國都以國家安全以及維持地區軍力平衡為理由，拒絕美國國內企業對華輸出高科技含量的產品，最終導致中國對美國經貿長期維持巨額順差的情況。
然而，這種經貿關係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儘管中美就兩國經貿關係不時有這樣或那樣的磨擦，在短至中期而言，中美經貿關係是牢不可破的。這個樂觀的看法起碼基於三個原因。首先，從「替代」的角度來說，現時只有墨西哥對美國出口的勞力密集及低至中級技術密集的貨物與中國輸美的貨物屬「替代」或「近似替代」（Close substitute)。然而，二０００年至０四年期間，墨西哥對美出口總額只佔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的百份之廿五。觀乎美國寧願捨近圖遠，仍然願意和中國保持這種巨大的貿易逆差關係，顯而易見，這種經貿關係是對美國有利的。其次，如果美國對中國入口貨物長期採取懲罰性關稅或者完全拒絕入口的政策措施，並且在短至中期而言沒有其他的入口替代，這類產品則需要在美國國內生產，其生產成本必然是相對於原來的同類入口貨品較高。假設這類產品的價格不變，這些美國的生產商卻要面對利潤下降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美國的生產商將會對現屆政府採取怎樣的態度？最後，假若這些美國的生產商在國內生產這類貨品，儘管可以在某個程度上在美國國內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在成本上漲而又要維持原來的利潤水平的前提下，這些美國的生產商難免會在美國國內市場提升這些在美國本土生產的貨品的價格，在國內工資增長率滯後於物價上升率的情況下，美國國內的消費者將要面對實質收入下降之苦。屆時，這些美國國民將會對現屆政府持何種態度？至此，對於美國政府而言，經濟問題卻最終轉化為政治問題。起碼基於上述的三個原因，除非美國可以研判出相關的解決方法或政策措施，在短至中期而言，美國不可能有強烈的激勵去改變與中國現時的「泥足深陷」的貿易關係。
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牢不可破，而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地區的經貿關係，也日見密切。
自二０００年始，中國與歐盟的經貿關係不斷加強。二０００年，中國與歐盟貿易總額為六百九十億三千七百萬美元。其中，中國對歐盟出口總值達三百八十一億九千二百萬美元，從歐盟入口總額則為三百零八億四千五百萬美元．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只得七十三億四千七百萬美元。
對美順差盡獻亞太區市場
進入廿一世紀，中國與亞太地區經濟的貿易關係有了大幅度的進展。儘管中國對美貿易保持了順差的形勢，中國對在亞太地區內的主要貿易夥伴自二０００年開始卻出現了顯著的貿易逆差的情況，而且這種情況正在不斷擴大中。二０００年，中國對在亞太地區內的主要貿易夥伴例如澳大利亞，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臺灣，泰國等國家的貿易逆差總額達四百零五億七千萬美元(見附表二，下同)。同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只是二百九十七億七千三百萬美元。至二００四年，中國對上述的貿易夥伴的貿易逆差總額卻達七百六十六億四千二百萬美元。同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總額只是八百零二億六千九百萬美元。中國從美國獲得的龐大貿易順差總額的大部分都送給亞太地區的其他貿易夥伴。進入廿一世紀，中國在亞太地區經濟中扮演了「經濟發動機」(Economic engine)的角色。
日本對中國的經貿關係自二００二年起迅速加強．二００一年，中日貿易總額為八百七十七億五千四百萬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為四百二十七億九千六百萬美元，而中國出口往日本為四百四十九億五千七百萬美元，中國對日本貿易順差只是二十一億六千萬美元。然而，二００四年，中日貿易總額上升達一千六百七十八億八千六百萬美元，其中日本對華貿易順差達二千零八十五億五千七百萬美元。僅四年之內日本對華貿易順差上升達百分之二百。與此同時，日本對華直接投資(FDI)卻有跟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爭一日之長短之勢。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由二０００年的四十三億八千三百萬美元累積至至二００四年的二百二十三億七千七百萬美元，五年內增長超過四倍。然而，同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則從二０００年的二十九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累積至二００四年的二百一十九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五年內增加達六點五倍(見附表三)。進入廿一世紀，在眾多亞太地區的貿易夥伴中，日本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逆差國。在二００四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亦僅次於美國和南韓。就這兩點來說，中日之間在廿一世紀初不也是建立了「泥足深陷」的貿易關係？
三大經濟貿易區基本成形
前文臚列的經貿統計數據由於出處不同是以亦有若干程度的差別。經貿數據出現差別的主要原因起碼有二。首先，參與貿易的國家都有誇大貿易夥伴對本國貿易順差或本國對貿易夥伴逆差的傾向，從而爭取與貿易夥伴在貿易協議過程中討價還價的本錢。其次，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一個國家的經貿數據，正如其他可以作為評估一個國家總體國力的信息，例如自然資源存量、氣候變化、糧食產出量的變化、國民收入分佈、以至政治權力的更替等，都跟國家安全拉上了關係，各國政府或多或少都不大願意如實對外發放有關的訊息。然而，從相關數據的總體趨勢，我們還是可以就有關的現象看出一個大約的形勢。
無論是中美貿易關係、中日貿易關係、中國和歐盟的貿易關係、以至中國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由於參與貿易的各方都可以得到好處，隨著國與國之間經貿關係的深化，中國的貿易對手如果企圖運用經貿手段打壓中國，其本身也將會受到傷害。打壓對手的經貿手段的力度越強，本身所受到的傷害則越大。遑論這是一種「泥足深陷」的經貿關係。
以人口數量、已知的天然資源存量、以及國土的大小而言，全球大致上只有三個國家的經濟可以通過內部需求帶動，這三個國家依次序為中國，美國，及俄羅斯。以地區經濟發展趨勢以言，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三大經濟貿易區基本成形。這三大經濟貿易區是以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為主的北美貿易區，以德國和法國為首的歐盟，以及以中國、日本、台灣和南韓為主的亞太地區經濟。隨著中國與全球三大經濟貿易區深化相互之間的經貿關係，中國將繼美國進入主導世界經濟的過程。
中國經濟未來十年超美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他的名著《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um Perspective)作出預測，到二O一五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將會達到十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億國際元，而美國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將只得十一萬四千二百六十億國際元，屆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會超越美國。如果安格斯.麥迪森的預測偏離二O一五年中國的實際經濟表現不是那麼遠，未來的十年對中國是何等重要啊!
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釋放出的中國人潛能效果驚人，也使對中國的發展成就妒恨交織的「潛在競爭者」忐忑不安。面對國際上這些對「中國威脅論」耿耿於懷的國家，現時中國的形勢既是最好的時侯也是最危險的時候。因此，除了積極發展經濟從而改善國民生計外，中國必須要在未來的十至廿年間保持國內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不但能夠維持社會在一個比較平等的基礎上發展，並且在國家領導權力更替方面安排有序。與此同時，中國還須要維持中國的周邊地區軍事形勢的相對平衡，並且要避免捲入「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國的領導人如果能夠做到正如司馬光在他的《資治通鑒》中所言:「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德，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仁，四鄰親其義」，中國必定能夠在廿一世紀內繪畫出中國歷史以來的發展宏圖。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本文寫在「甲午戰爭」一百一十週年祭，筆者願藉此與全球之炎黃子孫，為中國在廿一世紀內達到前所未有的富強興盛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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