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政策應對

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中旬至零七年五月下旬,中美兩國已經進行了兩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會談。在這兩次「對話」中,中美雙方都提出了各自關心的議題,其中包括貿易保護主義、資本市場的開放、人民幣匯率的彈性、美國國內儲蓄率、以及中美兩國經貿平衡等問題。儘管部份美國政客和官員亦有所明言,開放人民幣匯率升幅無助於解決美國長期以來的大額貿易逆差。在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仍然向中國副總理吳儀提出,美方要求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然而,在人民幣匯率開放的問題上,副總理吳儀還是「把好了這個關」。

中美定期經濟對話機制

由於「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已經成為中美就兩國經貿關係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的定期對話機制,可以預見,美方將會利用這個定期對話機制持續對中方施加壓力,從而在兩國經貿往還的過程中爭取更大的優勢和利益。為此,中國有必要為中美兩國定期經濟對話制訂相關的政策原則,並在這些政策原則的基礎上制訂應對政策。

進入廿一世紀,中國對外經貿關係的建立和發展,已經從過去的大比重依賴對美國出口貿易,轉變到現在的全球全方位的平衡發展方向。儘管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在絕對值上由從2001年的542.8億元(美元,下同)上升至2006年的2,035.1億元,六年間增長達2.75倍。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比重卻只佔中國對外出口貿易總額大約20個百分點,其餘的80個百分點的出口貿易分別落在歐盟、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亞太地區的其他經貿夥伴之上。因此中國在制訂和實施對美國經貿政策的同時,也應該能夠照顧到中國與其他貿易夥伴的關係和利益。

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訂,應該因循於「從一般到特殊的原則」來制訂「一般的經貿政策」和「特殊的經貿政策」。所謂「一般的經貿政策」,意指一項經貿政策的實施,將會同時影響中國所有的經貿夥伴;而「特殊的經貿政策」則是指某項經貿政策的實施,只會針對特定的貿易夥伴才產生作用。通過這種「從一般到特殊的原則」來制訂經貿政策,中國可以因應特殊的經貿對手的要求而採取特殊的經貿政策,而又同時不會影響中國與第三方經貿關係的利益。

人民幣匯率是「一般的經貿政策」

就以人民幣匯率的問題為例。人民幣匯率本來屬於中國金融政策手段的範疇,但以調整人民幣匯率來作為影響貿易流向的政策手段,人民幣匯率便成為具有「一般屬性」的經貿政策,即人民幣匯率的政策如果有任何改變,這個政策改變不但會影響中美的經貿關係,同時亦會對中國的其他經貿夥伴有所影響。如果中國為了因應美國的要求或壓力,在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作出讓步,大幅提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將會由於人民幣的升值而大幅度的減少。然而,由於人民幣匯率也會同時對中國的其他貿易夥伴升值,這樣亦會同時打擊了中國國內企業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出口貿易,最終在總體的層面上影響中國對全球的出口貿易。

基於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一般性」,中國不應在這些具有「一般性」後果的經貿政策措施上對美國作出讓步。反之,如果中國為了因應美國的要求,在平衡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問題上作出的政策反應是增加購買美國的產品,例如多點購買美國的波音客機,從而在某個程度上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這樣的政策措施則屬於在「特殊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特殊政策,這個特殊政策一方面在某個程度上可以有助於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另一方面卻不會影響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貿易。而事實上,爭取中國開放人民幣匯率來平衡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只是美國因應本身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歧視政策;例如美國國內企業受制於本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法例上的限制,而對中國提出的一個特殊經貿政策要求。中國的其他貿易夥伴包括歐盟部份成員,以及亞太區內其他國家或地區經濟特別是對華出口順差的貿易夥伴,原則上是期望中國能夠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

因循「從一般到特殊的原則」,針對不同的貿易夥伴來制定「一般的經貿政策」和「特殊的經貿政策」,對中國的經貿關係發展非常重要。以這個原則來制定相關的政策,可以為中國在與全球貿易夥伴發展經貿關係的同時,避免了「得到一棵樹而失去一個森林」的後果。

2007年9月13日星期四

人民幣匯率是國家主權的體現

自二零零五年中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經上升了五個百分點,國內外理論界以至部分中國官員認為,人民幣可能會在未來的十二個月還會上升五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某些官員及參眾兩院內部分政客近期不斷指責人民幣匯率偏低和欠缺彈性,同時亦通過其他渠道向中國大打貿易戰,例如向WTO投訴中國對出口進行補貼、又投訴中國知識產權執法不力、以及文化市場准入不夠。在眾多指責中,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要求多年來一直「咬住不放」。

美逼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人民幣匯率的上升壓力來自多方面。首先,中國長期對外貿易的大額順差,被解讀為人民幣匯率的過分低估。其次,以美國為首的入口逆差國,指責中國基於維持外貿順差的目的,人為地使人民幣匯率長期維持在不合理的水平。第三,美國有部分政客為了要取悅國內選民,不斷指責美國的大額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來自中國相對廉價的入口貨品,而中國的入口貨價格的相對便宜是由於人民幣匯率受中國政府人為操控所致。因此,解決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主要方法便是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迫使人民幣對美元升值。

中國應該堅持的原則

不論人民幣匯率兌美元或其他國家貨幣是否低估,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應該因應下列的條件及原則來制定及執行相關的政策措施。

首先,一國貨幣相對於別國貨幣的對換率,完全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事情。對於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的高低應該完全由中國政府因應本國經濟條件的變動來決定,不容外國政府指指點點。其次,美國的外貿並非只對中國逆差。事實上,美國對全球貿易伙伴都存在巨額逆差的情況,這是美國國民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消費習慣使然。

第三,如果美國從中國入口的貨物總量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而大幅度減少,為了要防止一般物價突然上升,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率大幅度的上升,美國必須要從其他國家入口相同於中國對美國出口貨物的總量,由此而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只不過是從中國轉移往其他對美國出口的國家。如果這些國家對美國出口的貨物價格比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同類貨物的價格較高,美國國民仍然難以避免面對相同比例的通貨膨脹的命運。如果這些替代中國對美國入口的國家的貨物價格等同於中國對美國出口同類貨物的價格,美國仍然一如既往地要面對同樣大額的貿易逆差。因此,美國相對於任何貿易伙伴的貿易逆差問題,必須要從處理美國國民的消費習慣例如減少過度消費、儲蓄習慣例如通過政策手段提升美國國民的儲蓄率、以及美國的出口貿易政策入手例如放寬所謂高科技產品出口的限制,從而尋求對貿易伙伴的貿易均衡。長期以來,美國認為限制高科技產品對華輸出,例如對中國禁售高科技的產品,可以避免中國從該等產品中獲得高科技的技術轉移。然而,這種政策最終卻迫使中國增加本國技術創新的投入,反而促進了中國國內科技創新的進度。

不應屈從於美政客的壓力  

第四,人民幣匯率升降的決策,不應因循於美國政客的壓力而作出相應的走向。這種匯率決策上的反應可能會對國際金融炒家發放了本國幣值慣性升降的信息,從而給予這些國際金融炒家掌握了人民幣升降的預期,最終給予這些國際金融炒家對人民幣升值的投機機會。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中國不應只對美國國會內外的政客以至一眾高級官員,不時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以至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問題指指點點,片面解讀為只是兩國之間純粹的貿易糾紛,因而忽略了美國對中國總體國力之所以獲得全面的崛起,包括隨之而來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的崛起,經已研判為是由於經濟崛起的因素使然。因此,除了在地區範圍內聯合盟友在軍事上圍堵中國外,美國對中國的總體遏制策略已經從以往的種種措施,轉而集中在從各個方面包括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貿易以至貨幣匯率來打擊中國的經濟增長,企圖從根本上遏制中國總體國力的全面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