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政策應對

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中旬至零七年五月下旬，中美兩國已經進行了兩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會談。在這兩次「對話」中，中美雙方都提出了各自關心的議題，其中包括貿易保護主義、資本市場的開放、人民幣匯率的彈性、美國國內儲蓄率、以及中美兩國經貿平衡等問題。儘管部份美國政客和官員亦有所明言，開放人民幣匯率升幅無助於解決美國長期以來的大額貿易逆差。在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仍然向中國副總理吳儀提出，美方要求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然而，在人民幣匯率開放的問題上，副總理吳儀還是「把好了這個關」。

中美定期經濟對話機制

由於「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已經成為中美就兩國經貿關係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的定期對話機制，可以預見，美方將會利用這個定期對話機制持續對中方施加壓力，從而在兩國經貿往還的過程中爭取更大的優勢和利益。為此，中國有必要為中美兩國定期經濟對話制訂相關的政策原則，並在這些政策原則的基礎上制訂應對政策。

進入廿一世紀，中國對外經貿關係的建立和發展，已經從過去的大比重依賴對美國出口貿易，轉變到現在的全球全方位的平衡發展方向。儘管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在絕對值上由從2001年的542.8億元(美元，下同)上升至2006年的2,035.1億元，六年間增長達2.75倍。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比重卻只佔中國對外出口貿易總額大約20個百分點，其餘的80個百分點的出口貿易分別落在歐盟、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亞太地區的其他經貿夥伴之上。因此中國在制訂和實施對美國經貿政策的同時，也應該能夠照顧到中國與其他貿易夥伴的關係和利益。

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訂，應該因循於「從一般到特殊的原則」來制訂「一般的經貿政策」和「特殊的經貿政策」。所謂「一般的經貿政策」，意指一項經貿政策的實施，將會同時影響中國所有的經貿夥伴；而「特殊的經貿政策」則是指某項經貿政策的實施，只會針對特定的貿易夥伴才產生作用。通過這種「從一般到特殊的原則」來制訂經貿政策，中國可以因應特殊的經貿對手的要求而採取特殊的經貿政策，而又同時不會影響中國與第三方經貿關係的利益。

人民幣匯率是「一般的經貿政策」

就以人民幣匯率的問題為例。人民幣匯率本來屬於中國金融政策手段的範疇，但以調整人民幣匯率來作為影響貿易流向的政策手段，人民幣匯率便成為具有「一般屬性」的經貿政策，即人民幣匯率的政策如果有任何改變，這個政策改變不但會影響中美的經貿關係，同時亦會對中國的其他經貿夥伴有所影響。如果中國為了因應美國的要求或壓力，在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作出讓步，大幅提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將會由於人民幣的升值而大幅度的減少。然而，由於人民幣匯率也會同時對中國的其他貿易夥伴升值，這樣亦會同時打擊了中國國內企業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出口貿易，最終在總體的層面上影響中國對全球的出口貿易。

基於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一般性」，中國不應在這些具有「一般性」後果的經貿政策措施上對美國作出讓步。反之，如果中國為了因應美國的要求，在平衡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問題上作出的政策反應是增加購買美國的產品，例如多點購買美國的波音客機，從而在某個程度上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這樣的政策措施則屬於在「特殊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特殊政策，這個特殊政策一方面在某個程度上可以有助於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另一方面卻不會影響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貿易。而事實上，爭取中國開放人民幣匯率來平衡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只是美國因應本身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歧視政策；例如美國國內企業受制於本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法例上的限制，而對中國提出的一個特殊經貿政策要求。中國的其他貿易夥伴包括歐盟部份成員，以及亞太區內其他國家或地區經濟特別是對華出口順差的貿易夥伴，原則上是期望中國能夠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

因循「從一般到特殊的原則」，針對不同的貿易夥伴來制定「一般的經貿政策」和「特殊的經貿政策」，對中國的經貿關係發展非常重要。以這個原則來制定相關的政策，可以為中國在與全球貿易夥伴發展經貿關係的同時，避免了「得到一棵樹而失去一個森林」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