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

為了維持「全球超強」的壟斷地位，美國不但認定中國是廿一世紀內可以挑戰其地位的強力對手，同時也以全面遏制中國的崛起作為其「重中之重」。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主要分三方面。(一)面對飛躍發展的中國軍力，美方企圖將中國的軍事活動空間特別是海軍軍力壓縮在以日本群島、琉球群島、台灣島、菲律賓群島、大巽他群島所形成的「第一島鏈」以內；(二)美國利用中國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心、以及這些周邊鄰國與中國的疆域資源糾紛，參與在地區範圍內對中國實行圍堵的部署；(三)美方更判斷對中國「經濟上的遏制」，是有效遏制中國全面崛起的「要害」。

美方對中國遏制三路出擊

美方對我國的軍事遏制已經進入了具體操作階段。2010年6月23日到8月1日期間，以美國為首包括來自14個國家在夏威夷海域舉行了「環太平洋2010」軍事演習。隨後，美韓以應對「天安艦」事件為藉口，連續在7至9月在朝鮮半島的東西兩側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以至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在釣魚台海域非法抓扣我閩晉號漁船和船上人員，都是這些操作的具體表現。在「閩晉號事件」前後，美日高官都叫囂「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範圍。釣魚島的地理位置處於「第一島鏈」缺口的前沿，被美日認定為鞏固「第一島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方利用我國和某些周邊國家的疆域主權爭議而進行的「挑撥離間」伎倆亦已進入具體操作。201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乘出席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的第17屆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之機，突然發表「美國政府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爭端表示關注，這一爭端妨礙了海上貿易的開展，阻礙進入該地區的國際性水域，也違背了國家海洋法」的所謂「南海言論」。2010年9月2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紐約舉辦「東盟峰會」，企圖牽動東盟諸國接受美國在南海爭議的問題上「插上一手」。

與此同時，美方對我國經濟的遏制亦進入具體操作，其中「人民幣匯率人為低估」的議題更被美方認定是全面打擊中國經濟增長的「撒手」。美國國會眾議院在2010年9月30日，以348比79的投票結果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商務部可以將「貨幣低估」視為出口補貼，對相關國家輸美的商品徵收反補貼的特別關稅。毫無疑問，人民幣是該法案針對的主要目標。

在國家貨幣匯率自主的問題上，我國應該將貨幣匯率自主機制作為維護「國家主權」的高度來處理；人民幣匯率不是美國國會的管轄範圍。更重要的是，我國決不能讓人民幣匯率的升降走向跟隨美方的壓力「起舞」，從而避免國際金融社會能夠掌握人民幣匯率升降走向的「預期」。一旦國際金融社會掌握了人民幣匯率升降走向的「預期」，國際金融社會的投機分子就會利用這種「預期」，這樣我們就會更加失去貨幣匯率機制的「自主性」，進而危及我國金融和經貿部門的健康發展，最終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

要警惕美方對中國遏制的後續

毛澤東曾經說過：「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中國要有應對由此而與日本在東海發生軍事衝突的「多手預案」。 美方對我經濟遏制的後續舉措，除了在人民幣匯率的議題上繼續諸多留難外，有跡象顯示，美國有意以打擊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來影響中國對美出口的貨品，從而將其份額轉移往與美國友好的亞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越南和印尼。越南和印尼對美出口的貨品，大多屬「低技術含量或勞動力密集型」，正好是中國出口往美國的「替代品」。

美方判斷提升我國對美出口的產品價格是有效打擊我方對美出口貿易的手段，通過各種藉口持續對我出口往美貨品施以關稅限制將會是美方「黔驢技窮」的一著。深化亞太地區友好周邊國家與我國的經貿互惠和依賴性，加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積極推行工資改革，是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提升「內需」從而抵銷出口減少的有效對策。

中美定期對話的深層意義

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2010年5月24至25日期間在北京舉行, 美方派出200多名官員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了會議. 除了美國國務卿克林頓﹑ 財政部長蓋特納外, 美方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商務部長駱家輝﹑貿易代表柯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默﹑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霍爾德倫﹑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以及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威拉德等, 相關官員的政策職能涵蓋了金融經濟﹑外貿﹑科技﹑以至軍事的層面.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王王岐山﹑國務委員戴秉國, 都在會前或會後接見了以美國國務卿克林頓﹑財政部長蓋特納為首的代表團主要成員.

儘管「對話」前有國際媒體炒作, 人民幣匯率將會是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主要議題之一. 但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人民幣匯率並沒有作為本輪「對話」的主要議題, 而且美國財長蓋特納在「對話」之後還對傳媒説, 「美方理解中方根據自身利益和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 以及中國經濟運行的情況, 自主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措施」. 蓋特納的説話可以概括為:「人民幣匯率的走向是中國國家主權自決範圍的事」.

那麼, 美方在是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最終得到了些甚麼?

大國對話因循大國戰略

毫無疑問, 一向以來, 經濟議題都是中美這兩個世界大國必須經常商議的議題. 但除了經濟的議題外, 從世界範圍到地區事務, 中美兩國需要溝通的議題確實越來越多.

在世界範圍內, 對美國而言, 中美之間的定期對話是中美兩國週旋於「中﹑美﹑俄」三個世界大國鼎立格局之間必須維繫的一對重要的「對話關係」, 由此而衍生的政治戰略意義不容美國忽視. 如果美國未能維繫這對重要的「對話關係」, 「中﹑美﹑俄」三個世界大國鼎立的格局將會被打破而變成「中俄對美」的格局.

此外,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 美國企圖拉攏中國透過G20﹑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集資來協助美國走出金融困境, 又提出成立G2來鞏固中美的金融經濟關係. 儘管中國婉拒美國的建議, 但中國持續購入美國的國債卻有助維護美元在世界貨幣市場的信心, 間接支持了美元仍然是國際主要貨幣的地位.

在地區範圍內, 美國要求與中國建立制度化的對話機制, 也是出於現實的考慮. 首先, 進入廿一世紀首十年, 中國軍力特別是海﹑空軍的飛躍發展在國際間有目共睹. 近期中國海軍頻繁進出南海﹑東海﹑以至太平洋西陲的活動, 已經對以美日為首的亞太同盟發出了明確的訊息:「中國會以軍事實力來維護國家的周邊利益」. 在仍然未能確實認知中國周邊利益的臨界點時, 美國認為有需要和中國建立定期而廣泛的對話機制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擦槍走火」. 其次, 朝核危機由原來的「朝鮮核和平用途問題」發展到今天「爭取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現實, 美國可能已經感覺到, 無論「六方會談」是否能夠重新啟動, 中國的參與已經成為相關問題最終能夠不會繼續惡化的維一決定因素.

因此, 中美定期對話機制正好為中美兩國, 提供一個從國際到地區事務的「制度化溝通渠道」.

中美關係矛盾相互轉化

如果在現階段就判斷中美關係會隨著「對話」的制度化而前途一片光明則「言之尚早」. 在未來的一段長時期,中美之間在政治﹑經濟﹑以至軍事上的摩擦﹑碰撞﹑以至上升至衝突仍然會不斷發生.

首先,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政策將會是美方一個長期的戰略部署. 美方認為中國在經濟﹑軍事﹑以至政治上的崛起, 無論在國際關係以至地區事務對美國的影響力而言都是一個現實的挑戰, 遏制中國起碼使其不能成為挑戰「美國第一」的地位成為美國積極爭取達到的國家目標之一. 其次, 美國仍然判斷她擁有遏制中國崛起的豐富資源. 特別是在軍事力量方面, 美方自信比中國軍力超前起碼一至兩代. 第三,美方認定從而利用中國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心﹑以及這些周邊鄰國與中國的疆域資源糾紛,來參與在地區範圍內對中國實行軍事圍堵的部署. 最後, 美國判斷在短至中期, 台灣問題特別是「對台售武」仍然是可以經常困擾中國的「一只棋子」. 美國認為可以利用「對台售武」的舉動, 來跟中國就國際以至地區事務上作政治交換.

就是基於上述四個因素, 中美在往後的長時期內仍然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碰撞」. 然而, 中美定期對話機制卻發揮了中美關係升温「安全閥」的功能. 況且, 只要中俄關係能夠穩定在現階段的態勢並且持續發展, 中美關係「再壞也不會壞到那里去」. 看來,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乾脆正名為「中美戰略對話」來得更為恰當.

中國為何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

為了「加強能源決策和統籌協調」, 國務院於2010年1月27日下發通知, 決定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 該委員會由總理溫家寶出任主任, 副總理李克強為副主任. 除正副主任外, 其他21位委員會成員中, 還包括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發改委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長張國寶﹑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國家安全部部長耿惠昌﹑和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長章沁生等. 為什麼中國要成立如此高規格的「國家能源委員會」來處理「能源決策和統籌協調」的問題?

能源供需形勢趨緊

隨著卅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的經濟不但獲得飛躍的增長, 同時對能源特別是原油的需求在進入廿一世紀首十年亦出現了急速上升的形勢. 綜合國土資源部和《BP 世界能源統計》歷年來的統計資料顯示, 由1978年到2008年, 中國的原油年耗總量由9.13千萬公噸上升至3.757億公噸, 需求量30年間增長3.1倍.

進入廿一世紀首5年, 中國的原油消耗量已經超過了本身產量可以負擔的能力, 並且開始通過進口的供應途徑來滿足部份的需求. 2002年, 中國的原油年耗總量為2.47億公噸, 超過了日本的2.43億公噸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耗國. 2005年中國原油總消耗量3.27億公噸中, 有1.66億公噸通過進口的途徑, 「原油對外依存度」首次超過50%.

儘管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 中國的經濟以至出口貿易都受到了一定期間程度的影響, 原油需求總量在2009年還是達到了3.93億公噸, 其中有2.038億公噸是通過進口的途徑, 「原油對外依存度」仍然達到52%. 更重要的是, 到了2008年, 中國通過進口的原油總量中, 超過89.7%依賴海路運輸. 由於能源特別是石油供應不但關乎國家經濟能否持續發展, 同時亦是保障國家安全的軍事裝備得以正常運作的動力來源, 因此「能源供應保障」以至「能源運輸安全」便成為中國須要嚴肅處理的一系列能源問題. 這些既涉及「供應」又涵蓋「安全」的「一系列國家能源問題」, 在在需要一個高規格的「國家能源委員會」來進行統籌和協調的決策.

能源供應保障的對策

就原油供應保障的問題上, 「國家能源委員會」宜優先考慮下述的對策. 首先, 在全國特別是內陸的範圍內, 建立多個受軍事保障的「國家戰略原油儲備基地」. 由於中國國土幅員遼闊, 在軍事防禦上具有「縱深的優勢」, 內陸建立的原油儲備基地可以減少容易受到外部軍事破壞的風險. 其次, 在積極開發陸上石油資源和發展替代能源例如核能﹑水能﹑風能﹑和生物能源的同時, 亦全面開發近海的石油資源. 近海石油資源的開發, 不但可以降低原油由於長途海路運輸所帶來的成本, 同時使國家更有效的發揮保障石油運輸安全的「掌控能力」,亦可以避免遠洋原油運輸線一旦受到敵對勢力的武裝威脅而影響供應.

第三, 調節石油經陸路和海路運輸進口的比重, 從而減少進口石油對海路運輸線的依賴程度. 現時中國的石油只有10.3%經由陸路運輸線進口, 主要來自中亞地區, 隨著中國近年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能源合作, 增加陸路石油進口的比重將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最後, 設立一支或多支「海軍護航編隊」, 必要時為石油運輸船隊沿運輸線護航. 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總載重30.8萬噸的大型油輪“新埔洋”號於今年1月下旬首航. 儘管船上備有完善的防海盜設備, 但中國仍然有需要設立防範更高級別的原油海上運輸風險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