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部署「中國威脅論」

經過廿六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總體國力隨著驚人經濟增長而獲得大幅度的提升，同時也引起了國際上某些國家的不安和妒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這些國家開始在地區以至世界範圍內散播「中國威脅論」之說。進入廿一世紀，這些國家加緊在國際間宣傳「中國威脅論」的存在，並且已經進入一個有週長部署的國際宣傳戰。美國五角大樓近期出台的「中國軍力報告2005」是這個全球宣傳戰略的集中表現。

這些國家發動「中國威脅論」宣傳戰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在世界範圍內宣傳「中國威脅論」的存在，其用意旨在引發其他國家對中國全面崛起的猜忌，從而誘使這些國家在經濟、政治、以至軍事上參與遏制中國崛起的種種舉措。其次，在地區範圍內宣傳「中國威脅論」，目的在於企圖挑起歷史上曾經與中國發生過衝突的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矛盾，從而破壞中國周邊地區政治和軍事形勢的穩定，並且要在最大程度上妨礙中國為達到和平崛起的目標而作出的種種建設工作。

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全球部署

在全球範圍內，首先提出「中國威脅論」的是美國。美國對中國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所謂「威脅」的心情，可以說是「愛恨交織」。中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出口貿易成為帶動經濟的主要來源，美國自此卻成為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雖然美國從中國進口大量勞力密集的產品，基於政治及軍事上的考慮，美國並未有相應地對中國輸出具有比較優勢的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從而導致中國對美國貿易長時期處於順差的位置。儘管中美貿易得以蓬勃發展對兩國而言還是有莫大好處，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對美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已經被美方解讀為中國總體國力得以全面崛起的一種邏輯關係。因此，美國一方面在經貿關係上繼續維持與中國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卻經常用這個或那個為藉口留難中國對美國的進口貨物，以關稅及種種懲罰性措施來影響中國輸美產品所得的剩餘。與此同時，美國亦企圖通過種種渠道來影響別國對華的經貿及外交政策。

眼見著中國總體國力在進入廿一世紀之初的大幅度提升，美國企圖通過國際影響力在全球範圍內左右其他國家對華的經貿以至外交政策。雖然美國先後成功阻止歐盟解除對華售武禁令以及以色列對中國出售軍事設備，然而，自二零零三年美伊戰爭爆發後，全球政治格局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儘管美英兩國爭取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出兵的意圖最終失敗，美英聯軍仍然無視其北约主要盟友法國和德國的反對，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廿日從科威特揮軍進入伊拉克。美國此舉最終破壞了與歐洲諸國自上世紀冷戰以來所建立的北约政治及軍事同盟；特別在對中國的事務上，以法國和德國為首的歐盟自此並不以美國的馬首是瞻。更甚的是，由於中、俄、法、德在外交層面上採取一致的行動阻止美英聯軍對伊動武的努力最終失敗，遂使法德俄三國更加重視在國際政治舞台和中國合作。結果，美伊戰爭爆發後促使俄羅斯和法德兩國的關係有了長足的發展，而中國與歐盟的政經關係則日益密切，中俄並在往後的兩年內形成自前蘇聯解體以來新的政治及軍事戰略伙伴關係。因此，美國在世界範圍內通過歐洲對中國崛起的遏制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

為了要更有效地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亦同時在地區範圍內積極拉攏盟友對中國施加圍堵政策。二零零五年六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在東京、首爾、與及新德理三地僕僕風塵，明言要在亞太地區構築圍堵中國的同盟。六月下旬，越南總理潘文凱在越戰結束三十年來首次訪問美國並獲小布殊總統的接見。在九至十月間，美印簽訂高科技合作協議並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然而，在亞太地區，積極參與宣傳「中國威脅論」的國家是日本。日本對中國全面崛起的反應表現得最為失常。

日本助美推銷「中國威脅論」

為了要突顯在面對中國全面崛起的同時，日本仍然能夠維持世界經濟以至軍事強國的地位，日本在二零零四年初派遣自衛隊為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護航，並在二零零五年初派遣軍艦參與南亞地震海嘯天災的救援工作。二零零五年上旬，日本先後跟南韓及中國就獨島及釣魚島主權問題交惡。與此同時，日本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後盾，公然聲稱不會坐視台海可能出現軍事形勢的轉變。年中，日本跟中國爭奪石油資源供應進入白熱階段。日本除了出錢要求俄國將原來向中國供油所舖設的油管轉向日本外，還在東海油氣田的問題上跟中國擺出一個不惜決裂的姿態。日本除了向國內石油公司授予東海油氣田開採權外，更相繼要求中國停止東海油氣田的探採、要求中國提供東海油氣田探採的資料、以及要求與中國共同開採東海油氣田。

為了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確立大國的地位，日本在二零零四年中便作週詳部署，企圖以「銀彈政策」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聯大會議其後否決日本的申請，日本卻「惱收成怒」而遷怒於中國，竟然投訴中國繳付給聯合國的會員費過少。更甚的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自上任以來，無視中國以及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嚴正抗議，多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凡此種種，在進入廿一世紀之初，日本就好像要跟中國以至亞太地區人民對著幹。為什麼日本會這樣咄咄逼人，好像硬要將中日關係的全面決裂推到臨界點呢？究其原因起碼有三。

首先，鑒於中日之間六十多年前的歷史傷痕，並且在這段歷史的問題上，日本並沒有像德國在「二戰」後作出了一個「一筆勾消的儀式」，例如就過去的行為對受害方作出賠償或正式道歉，心理上對日漸強大的中國放心不下，總是害怕強大後的中國終有一天會跟日本算一算中日六十多年前的舊賬，因此對中國的所謂潛在威脅耿耿於懷。總括來說，就是日本對中國人的「以德報怨」的傳統處世哲學沒有信心。其次，眼見中國日漸強大，日本希望在地區內作出種種耀武揚威的舉動後，期望中國以至正在經濟崛起的韓國會對日本在亞太地區內的地位作出某種認同的表示，這是一種企圖「標示勢力範圍」（Jurisdiction-labeling）的舉措。

最後，更重要的是，日本近期的一舉一動，跟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宣傳「中國威脅論」的策略是「眉來眼去，前呼後應」。日本在亞太地區對中國的種種挑釁，目的在於試探中國的忍耐程度的「沸點」。就以中日東海油氣田紛爭為例。假若中國因為日本的挑釁，例如日本在中國東海油氣田作業區附近實行探採而導致中方首先動武，日本可以以此為例，對區內其他國家示範中國「談不攏就打」的指摘，特別是地區內那些在近代歷史上與中國有過軍事衝突或領土糾紛的國家，從而突顯「中國威脅論」的存在。

眾所週知，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曾經為領土等問題先後與印度及越南發生軍事衝突。除了和日本存在釣魚島主權的糾紛外，中國還跟菲律賓和越南就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發生領海的爭議。如果日本能夠找出中國動武的「沸點」，對亞太區內其他國家有關「中國威脅論」的所謂確實存在的示範效應則不言而喻。假若國際間對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存在最終形成一種廣泛的認同，特別是那些中國的周邊鄰國，對於中國的崛起將會產生政治、經濟、以至軍事上的強大阻力。

因此，中國是否可以全面崛起，除了本身的經濟和政治的建設外，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否有效化解「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全面崛起在地區以至世界範圍的阻力。

中國是否有效化解「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全面崛起的阻力，決定於中國能否開展針對「中國威脅論」宣傳戰的外交戰略。中國現代的外交戰略，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乒乓外交」始。

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與前蘇聯交惡後，在國際上相對處於孤立的狀態。當時，中國一方面要防範在北方邊境陳兵過百萬的蘇聯，而另一方面則要抗衡美國在國際上對中國的打壓。儘管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論」，認為中國應團結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第三世界」，來抗衡以美國及前蘇聯為主的「第一世界」，和以歐亞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的「第二世界」，中國在「第三世界」中所得到的實質支持卻非常有限。面對前蘇聯大軍壓境，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對當時「天下三分」的國際政治動態作出及時和適度的反應，運用「乒乓外交」的策略從而打破了國際上的孤立形勢（註一），最終和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全球政治格局從此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

從「乒乓外交」到「經貿外交」

中國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始，便以「經貿外交」戰略定位為發展國際關係的主要手段。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的經濟改革成就，對亞太地區以至全球發展中國家起了一個正面的示範作用。除了諸如越南及朝鮮相繼仿傚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外，亞太地區及東盟國家亦紛紛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中國逐漸扮演了帶動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的角色。進入廿一世紀，中國終於確立了「頂足而三」的世界貿易大國的地位。

中國於一九九一年成為「亞太經合組織」（APEC）成員。從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一年的十年間，中國出口貿易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五。從二零零一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的四年間，中國出口貿易年平均增長率上升達百分之二十五，至二零零四年更躍居全球第三大貿易國。與此同時，中國在二零零一年與中亞的俄羅斯、吉爾吉斯、塔吉克、哈薩克、烏茲別克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以來，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易總額增長從一百二十一億四千萬元（美元，下同）到二零零四年的二百六十一九億七千萬元，四年間增長超過一點五倍（見表一及表二，下同）。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國與東盟十國簽定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下稱《東盟框架協議》），並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與東盟新舊十成員國開始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常產品的全面降稅計劃。從二零零零年至零四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從三百九十五億一千萬元增加到一千零五十八億六千萬元，五年間的增長幅度達一點七倍。

儘管中國與亞太地區鄰國在經合領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然而，從統計數字來看，中國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貿易關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雖然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易總額增長從二零零一年以來有了大幅度的擴展，「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與中國的貿易額佔其對全球的貿易總額只由二零零一年的百分之六點八上升至零四年的百分之八點三，而東盟十國與中國的貿易總額佔前者對全球貿易總額亦只有由二零零一年的百分之五點八七上升至零四年的百分之十。

地區經合是睦鄰的手段

總理溫家寶在二零零五年七月出席「大湄公河區域經濟合作第二次領導人會議」時，主動提出中國對柬埔寨，老撾，緬甸三國單方面擴大特惠關稅商品範圍，並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以及於同年十二月中參加在吉隆坡舉行的首屆東亞國家高峰會議，目的就是要加強中國與上述地區的經貿以至政治的聯繫。這種策略對中國的和平崛起產生了兩方面的積極作用。

首先，中國與這些國家，特別是周邊地區鄰國，大力發展經貿關係，可以鞏固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程度，從而發展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網路。其次，中國在與這些周邊地區國家發展及深化相互之間的經貿以至政治關係的同時，亦可以相對地孤立了一些對中國總體國力崛起持猜疑態度的周邊國家，從而化解這些周邊國家對中國圍堵的部署。觀乎國家主席胡錦濤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成功訪問河內，並且與越南領導人簽訂一系列經貿合作協議，中越這兩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患難與共的鄰邦，正在努力排除國際上霸權主義國家撥離間的干預，在一條共同發展的道路上邁進。

在眾多亞太地區鄰國中，韓國是中國「經貿外交」努力成果的典型例子;韓國是第一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明言，韓美軍事協作不會涉及台海情勢。儘管朝鮮半島局勢仍然受到核問題的困擾，中國除了與朝鮮保持良好關係外，亦與韓國建交十三年以來在經貿領域有了飛躍的發展。進入廿一世紀，韓國對華貿易總額由二零零零年的三佰四十四億九千萬元上升至零四年的六佰二十二億三千萬元，五年間增長率達百份之八十。在二零零四年，韓國對華出口貿易佔韓國出口貿易總額百份之廿四，並且在對華直接投資方面超越美國和日本躍居第一位。（註二）

現時，在地區層面上，中國以「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框架協議」為「經」，以「上海合作會議」為「緯」，以經貿合作手段沿東西及南北走向編織起中國在亞太以及中亞地區的國際關係網絡。鑒於地源政治的制約，對於大多數中國的鄰國而言，參與建立以經貿合作作為發展國際友誼的關係，比參加國際間政治和或軍事同盟來圍堵中國而要付出高昂代價來得更加受到歡迎。

德國軍事戰略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茲(Karl von Clausewitz)在他的名著《戰爭論》(On War)中指出，人類的勇氣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敢於面對個人危險的勇氣，而第二種則是在外部和內心壓力面前敢於負責的勇氣（註三）。面對「中國威脅論」的威脅，中國人就是要憑藉著克勞塞維茲所述的第二種勇氣來建設中國。

中國人自古以來，從漢朝的絲綢之路以通西域，以至宋代的「茶馬貿易」，都是以經貿關係與世界各國人民交朋友。通過與世界各國發展緊密的經貿關係，使參與的各方都能夠從中得到好處，從而在最大程度上化解「中國威脅論」宣傳戰對中國崛起的威脅，是中國最終能夠和平崛起的重要戰略部署。可以預見，在整個廿一世紀中，中國將會以「經貿外交」作為發展國際關係總體戰略的主要組成部份，從而向世界各國表達中國要以共同發展的和平手段達到國家全面崛起目標的決心，中國的「經貿外交」將繼「乒乓外交」在國際外交史上添上新的一章。

註一：見錢其琛，《外交十記》，香港三聯書店，2004。
註二：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5, WTO 及《中國統計年鑒2000-05》。
註三：見克勞塞維茲，《戰爭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7-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