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的：「外交與國際關係：吳建民的看法和思考」

一口氣看完前中國外交學院院長，現外交學院教授吳建民的：「外交與國際關係：吳建民的看法和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此書給我看到中國近代外交大家的風範和世界視野。然而，最令筆者動容的卻是書背後的一段記者與作者的對話：

記者： “你認為人生甚麼最重要？”
吳建民：“做點事。人來到世界上，是給國家和民族做事的。”

吳建民教授這句說話真是“擲地有聲。”

朝核危機是亞太地區穩定的契機

當總理溫家寶剛剛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上旬完成他在日本的「融冰之旅」，美國、日本、印度卻在四月的中旬開始了三國首次聯合軍事演習。在此之前的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與到訪的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簽訂了「日澳安保條約」，「條約」的中心內容聲明：日澳兩國決定設置由外交、防務官員組成的「日澳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2＋2）」，並就救災、反恐、情報共用以及共同軍演等方面合作。一個以美、日、澳、印為首，目的在亞太區內圍堵中國的軍事同盟自此隱約成形。

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蘇聯及東歐社會陣營解體以來，全球政治格局正朝單極方向發展。美國不但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強國，而且在進入廿一世紀之初主導了全球政治和軍事形勢的發展方向。

朝核危機引發六方會談

在中東，儘管美國及其盟友英國未能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美英聯軍仍然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廿日，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為藉口，啟動了對巴格達的大規模軍事侵略。四年多過去了，以美英為首的十六萬聯軍仍然陷入與伊拉克武裝力量的遊擊戰中。在亞洲，朝鮮半島局勢由於朝鮮發展核子軍事裝置而轉趨緊張。正當美英聯軍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剛剛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中旬結束，美國已急不及待就朝鮮核武問題展開了積極的外交工作。零三年四月下旬，美、中、朝在北京就後者的核設施問題召開了「三國會議」。雖然平壤多次堅持必須首先與美國就核設施及美方曾經承諾的經援問題展開「雙邊會談」 (Bilateral talk)，才願意進入「多邊會談」（Multi-lateral talk）的階段。然而，緊接著韓國總統盧武鉉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上旬訪問北京，並且和國家主席胡錦濤見面；以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以特使的身分，於七月中旬在北京、平壤、和華盛頓三地之間「僕僕風塵」，為朝鮮半島危機的解決進行積極的斡旋工作後，朝、中、俄、美、韓及日本以「雙邊談判的框架」就相關問題於在二零零三年八月至零五年十一月期間在北京先後展開了五輪的「六方會談」。可惜的是，五輪的「六方會談」也未能談出一個各方都滿意的具體解決方案。

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由於平壤試爆了一個核子裝置而達到了臨界點。對於北京而言，平壤這個行動具有正反兩面的意義。首先，中國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來發展經濟建設。朝鮮與美國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抑制美國及其在亞洲的盟友－日本－對亞洲地區事務的干預，特別是「臺灣問題」。而另一方面，如果平壤在朝鮮半島擁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朝鮮半島的局勢可能失控，這種情況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周邊鄰國態度影響朝鮮局勢

朝鮮半島局勢是否能夠維持穩定，本質上決定於南北雙方人民的意願，但朝鮮半島周邊鄰國的態度對半島局勢的好壞卻起著催化的作用。

自從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推行了「陽光行動」，以及隨後親自訪問朝鮮的「破冰之旅」，為南北雙方接觸取得了一個突破性的成果後，南北雙方在「血濃於水」的「民族意識認同」下加強了兩地人民的交往．兩地人民親屬並且在相隔五十多年後多次獲得安排見面。對於韓國人民而言，兩地親人團聚的感人場面仍然歷歷在目。南北雙方；特別是韓國，並不希望這些成果一朝「化為烏有」。其次，韓國是第一個從亞洲金融危機恢復過來的國家，經濟起飛的勢頭直追日本。綜觀亞洲金融危機後地區內國家的經濟復蘇和發展情況，除了中國位元列第一外，韓國的經濟發展顯然是「前途無限」。因此，不論是一般的老百姓、商人企業家們、以至韓國的朝野，都不希望南北雙方在這個時候再起干戈。從盧武鉉總統就任以來，先後訪問美國和日本，然後還是於二零零三年的七月上旬訪問北京的行動，並在朝鮮試驗了一個核子裝置後仍然採取了克制的態度看來，韓國處理朝鮮半島危機的策略顯然是走了「對頭路」。

日本對朝鮮核武問題的心情，看來比韓國來得更加沉重。日本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擔憂，最少是基於下列四個原因。首先，日本和朝鮮人民在歷史上有過一段「很不愉快的時期」。日本曾經統治朝鮮半島這個殖民地長達三十多年之久，為朝鮮人民帶來了不能忘懷的痛楚。對於日本而言，假若朝鮮半島上南北雙方的關係轉趨友善並最終統一，鑒於日本和朝鮮人民「歷史上的傷痕」，日本對這個統一後的鄰國有一種「潛在威脅的預感」是可以理解得到。其次，如果朝鮮半島上南北雙方關係轉趨惡劣從而引發軍事衝突，東京恐怕平壤會將日本視為與韓國和美國同一陣線而可能會遭「池魚之殃」。況且，朝鮮半島上南北雙方一旦開戰，美國和日本很難得以避免捲入漩渦。再者，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韓戰以來，朝鮮半島一分為二，韓國的存在被日本視為一道阻隔朝鮮的屏障，如果韓國被朝鮮武力統一，這道軍事緩衝地帶將會從此消失。最後，朝鮮的導彈技術在最近的幾年間發展驚人，不但直接威脅韓國的安全，而且試射的範圍已能涵蓋日本本土。

起碼基於上述的四點考慮，著力維持朝鮮半島處於一個長期分裂並且不和亦不戰的狀態，便成為日本處理東北亞問題政策的「最優解」(Optimal solution)。

對於美國而言，朝鮮的常規軍事實力在現階段對美國並不具備任何威脅。況且，朝鮮現時的經濟條件亦未有能力在一定時間內對大規範的常規軍事行動作出足夠的後勤支持。但是，發展及使用小型的大殺傷力武器，例如可攜性核子軍事裝置來做成大量的人命傷亡，是朝鮮以現時的國力，能夠與如美國的這些超級大國討價還價而又具有「殺傷性規模經濟」效益的手段。

由於「九一一」的夢魘影響了美國對所謂「不友好國家」的政策由「事後追究」轉變為「主動出擊」，期望最終能夠對類似的恐怖襲擊得以「防患於未然」。所以，美國對所謂「邪惡軸心國」成員之一而又可能擁有三兩件核子武器的朝鮮更是「耿耿於懷」，何況朝鮮最終證明了本身具有核武的軍事能力。鑒於朝鮮的地理位置以及國際關係網絡並不能與伊拉克的「個案」相提並論，而後者已經使美國在軍事上泥足深陷，因此，華盛頓要是希望能夠有效地處理朝鮮問題，就必須要有「投鼠忌器」的態度，往後在北京舉行的「三國會議」以及其後的五輪「六方會談」，就是在這種背景的情況下得以召開。

國際權力均衡有利和平

從一個較長的歷史角度來看，歸根究底，國際間能夠維持長時期的和平穩定，國與國之間政治及軍事力量的均衡及相互制衡從來就是必然的要素。在前蘇聯和美國五十多年的冷戰時期，儘管有一件「古巴飛彈危機」的事件，總的來說國際間還是維持了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穩定。然而，時移勢易，當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以後，部分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更脫離變天後的蘇聯而投向美國及北約的懷抱，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經濟及軍事強國，國際間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平衡從此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軍事衝突由是「此起彼伏」。更令人擔心的是，這些衝突主要是由冷戰結束後剩下來的超級強國及其盟友所主導。廿十世紀末巴爾幹半島的軍事衝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前南斯拉夫由於種族及宗教衝突而發生內戰，美國及其北約盟友乘機對巴爾幹半島這個曾經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烽火的「兵家必爭之地」，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以平息「種族滅絕」為藉口出兵，前南斯拉夫從此「天下六分」。基於政治及軍事力量的均衡，是維持國際間和平穩定要素的邏輯，重新建立一個國際間政治及軍事的相互制衡力量，從而起碼能夠使局部地區在短至中期維持一個「不和亦不戰」的狀態，是自後冷戰時期以來，國際間能夠維持和平穩定的重要戰略部署。

站在中國和朝鮮半島南北二方的利益立場來分析，朝鮮半島問題既是「危機」，亦是「契機」。為了要實現國家復興的目標，中國一方面不時對國際社區聲明和平發展是中國的長期國策，從而儘量減低國際社區由於「中國威脅論」宣傳戰所引起對中國崛起的猜忌，而另一方面卻通過「經貿外交」的戰略致力發展周邊睦鄰關係，從而維持中國周邊地區政治及軍事形勢的穩定。然而，從現實意義的角度出發，中國著力於維持中國周邊地區政治及軍事形勢的「絕對穩定」，比維持中國周邊地區政治及軍事形勢的「相對穩定」的難度較高並且成本高昂。

就以朝鮮半島核危機為例。以朝鮮這樣一個經濟條件如此困難的國家，最終能夠實實在在地成功試爆了一個核裝置，這個「試爆」在在顯示了「兩個事實」。第一，朝鮮已經掌握了相關核技術的知識水準以及擁有一支核技術人員的隊伍，而這樣的技術知識水準以及相關的技術人員隊伍並不會由於朝鮮宣佈關掉了這個核設施而消失。第二，如果朝鮮是依靠自供自給的基礎來製造這個核爆裝置，這個「核試爆」則顯示朝鮮已經具備了製造核武從部件、裝配、到試爆的物質後勤支援能力。這「二個事實」卻引起美朝二方在往後的博奕部署。

首先，不論美國、日本、抑或是韓國沒有可能不明白這「二個事實」的客觀存在。現在，由於朝鮮已經向國際社區證明關掉了甯邊核反應爐，因此，美國及其盟友必須要理行承諾而對朝鮮提供相應的經濟援助，從而改善朝鮮的經濟困難。然而，由於朝鮮現時所擁有的「核武潛力」不會由於甯邊核反應爐的關閉而從此「煙消雲散」，誰也明白到朝鮮的經濟條件一旦得到改善，軍事上的物質後勤能力亦會相對地加強，美國及其盟友的物質經援無疑是間接協助朝鮮獲得總體國力的提升，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本意。具備了這個博奕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美國及其盟友是否會實現對朝鮮長期提供實質經援的承諾便成為一個疑問。

其次，在朝鮮於二零零六年十月核試爆之前，五輪的「六方會談」都幾乎陷於僵局，美國並凍結了朝鮮在澳門匯業銀行的2500萬美元資金。然而，自從朝鮮的核試爆後，相關的問題卻「迎刃而解」。現在，朝鮮已亮出了擁有「核武潛力」的底牌，面對美國是否實現經濟援助的承諾的不確性，如果朝鮮真的完全關閉了所有的核設施，朝鮮將從此失去一個可以和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假設朝鮮擁有「核武潛力」是可以爭取得美國經濟援助的主要因素，為了要保證美國以源源不絕的經濟援助，來作為交換朝鮮不發展核武器的條件，朝鮮的核技術人員隊伍和相關的物質後勤支持設施，就算不是秘密地進行運作，也將會長期處於一個「准啟動」的狀態。至此，現階段的朝鮮半島局勢是否會朝「無核化」的方向發展，已經超出了中國可以協調的範圍之外。

韓國對朝鮮核試爆的反應並不如預期的強烈，其中原因起碼有二。首先，韓國在過去多年間已經與朝鮮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固定的溝通模式，南北兩地親人並且多次獲得安排團聚。與此同時，韓國近年來對朝鮮的物質支持亦使朝韓關係自韓戰以來處於最好的時刻，因此首爾並不認同平壤會核襲韓國。其次，眾所周知，韓國與日本就獨島主權發生爭議。在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朝韓的態度顯然是堅持一致。礙于韓國和日本名義和實質上都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韓國因此未能與日本在獨島主權爭議上作出過份的反應。朝鮮的核問題卻間接幫助韓國對日本在獨島主權爭議上產生某個程度的制約作用。

朝核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以現時的國際形勢而言，中國與美俄兩國在世界政治舞臺上鼎足而三，近年來中國表現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總體國力的提升，已經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並在地區範圍內拉攏盟友來進行圍堵中國的部署，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在短至中期內全面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只要能夠將問題控制在「儘管不和但亦不戰」的狀態下，不論對中國或對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以至亞太地區在短至中期都有好處。

自從中俄在本世紀初完全解決了兩國的邊界問題後，中國受到來自北方強鄰威脅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現時，中國的西鄰有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宗教、政治、以至軍事上的矛盾。在中國的南疆，於廿世紀七十年代末和中國有過軍事衝突，並最後被擊敗的越南正在積極進行經濟改革。然而，隨著中國自上世紀經濟改革的成功所帶來的總體國力的提升，遠則引致作為全球一霸獨大地位的美國的猜忌，近則刺激了在上世紀與中國有過兩次戰爭傷痕的日本。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加上中日歷史傷痕的心理作用，日本義無反顧地為美國在亞洲充當遏制中國的「馬前卒」，近期更為美國在印度、澳洲、和蒙古之間為構築圍堵中國的同盟而「僕僕風塵」。

緊接著港澳回歸後，臺灣的「統獨問題」擺上了議事日程。對北京新一屆領導層而言，未來五至十年間能夠順利解決臺灣問題，或者起碼可以有效地阻止臺灣走向獨立，可能成為發展經濟任務以外另一個重要的歷史責任。然而，解決臺灣問題的根本阻力並不是來自臺灣本身，而是來自美國的「策略性干預」和日本對台獨勢力暗地裡的支持。因此，如果北京希望順利處理臺灣問題，能否有效化解美日對臺灣問題的干預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而朝鮮半島政治及軍事形勢的「驟張驟弛」，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美日對亞洲其他地區事務干預的力度。從這個角度出發，朝鮮半島危機一日懸而未決，美日對臺灣問題干預的部份「資源」將會鎖定在朝鮮半島問題上。

朝鮮半島局勢的「驟弛驟張」，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中國處理臺灣問題，同時亦有利於亞太地區能夠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維持相對的和平及穩定。由於美國已經在亞太地區築起了圍堵中國的「隱約同盟」，朝鮮半島危機不但有著消耗美國及其附庸在亞太區內遏制中國資源的作用，同時亦可以對亞太區內其他有意向美日靠攏，參與圍堵中國的國家產生了「獨善其身為宜」的示範效應，間接減低了亞太區內發生軍事對抗的可能性，並且為亞太地區營造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從而使區內的國家得以持續發展。

鋼鐵的「國民意志」是這樣煉成的

五月十二日，四川汶川發生了自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地震災難，地震強度達裡克特制的8級。截至五月二十七日，地震已造成67,138名同胞遇難，36萬多人受傷，還有20,790人失蹤，估計直接的經濟損失超過一千四百億人民幣。人們不禁要問，2008年是中國人的「慶典」還是「國殤」？我們還能夠成功地舉辦中國人歷史以來第一次的奧運會嗎？

反華勢力裡應外合破壞

事物的內在發展規律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論是人禍抑或是天災，其發展方向都是通過內因和外因相互轉化的結果。就以這次3．14「藏獨」分子挑起的騷亂事件為例，「藏獨」分子多年來在國外反華勢力明裡暗裡的支持下，總是在找機會進行他們「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國在08年舉辦中國人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奧運會，對這些「藏獨」分子來說，正是進行破壞的機會，通過這些破壞活動，他們可以藉此向世界展示他們的存在，從而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陣營中爭取更多的支持。與此同時，「藏獨」分子對祖國的分裂圖謀，亦迎合了國際上那些對中國崛起不滿及有猜忌的反華勢力的政治目的。從這個分析角度出發，「藏獨」分子利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的機會進行破壞活動，其實一點也不會令人覺得驚奇，而國際上反華勢力與「藏獨」分子的暴力破壞活動作出「前呼後應」的舉措，亦是可以預見，我們不會害怕這些所謂「裡應外合」反華舉措的「人禍」，反而要注意的卻是我們有否為了要舉辦這次中國人的盛會而麻痹了警惕的大意。

四川的8級大地震使我們瞬間失去了六萬多同胞的生命，財產及救災的金錢損失數以千億元計，它的發生跟我們中國人今年要舉辦歷史以來的奧運會沒有本質上的關係。雖然我們痛失了萬千同胞的生命，但這次的「人禍」和「天災」的發生卻又一次整合了十三億中國人民要求國家團結興盛的「國民意志」。為了西方某些媒體對中國政府嚴正處理「藏獨」分子的暴行而作出的失實報導，全球華人在世界各地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浪潮。為了要妥善應付這次特大地震災難，中央政府、全國人民、以至全球華人正在萬眾一心，有序地展開對傷患的救治和災區的重建工作。

為國家從「人禍」和「天災」恢復過來的同時，我們也應有充分的精神和物質的準備，去處理那些企圖破壞北京奧運盛事的舉動。或許這次奧運會舉辦的過程中會有這樣或那樣的「麻煩」和「不如意」：例如某些國家的元首不出席我們奧運會的開幕式；又或者在運動會的過程中有外國運動員不參加比賽以表示他們對中國的不滿，正如美國導演史提芬史匹堡以中國沒有向蘇丹政府施加壓力，從而結束達爾富爾人道問題為由而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一職；又或者我們的運動員在今屆奧運會在某些項目中的成績不如往屆般理想。然而，我們卻萬萬不能以這些所謂「麻煩」和「不如意」，來評價我們這次中國人搞的奧運會是「不成功」的。那末，我們用甚麼準則來評定這次中國人搞的奧運會是否成功呢？

注重奧運會過程而非結果

我們運用了很多資源申辦這次奧運會，這是全國人民總動員的成果。我們也運用了很多資源舉辦這次奧運會，這也是全國人民總動員的成果。為了要舉辦好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中國大地由地方到首都，全國人民在不同的崗位為這次「盛事」進行了大量的基礎建設和人民素質提升的工作。這是一個為達成計畫目標而進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廣大中國人民從中獲得了物質基礎和精神意志的提升和超越。只要我們能夠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完成各個階段的任務，這個「過程」的完滿進行便是評定我們舉辦這次中國人歷史盛事成功的準則。

正當全民欣喜地準備迎接八月奧運舉行之際，先有3．14「藏獨」的「人禍」，後有自建國以來的5．12特大地震的「天災」。五月十九日開始了一連三天的舉國哀悼，全國各地的中國人民在極度悲痛之餘還是要叫出「中國加油」的呼聲！

我想在這裡回應尼古拉．阿歷克塞耶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說話：「鋼鐵的國民意志就是這樣煉成的！」

台灣經貿表現趨向依存大陸

台灣於二○○八年一月十二日舉行了「立法委員」選舉，在總共一百一十三個「立委」席位中，國民黨奪得八十一席，佔總席位的百分之七十二；民進黨只得二十七席，佔總席位的百分之二十四，而其他黨派得五席，佔總席位的百分之四。有評論分析民進黨在是次「立法委員」選舉中大敗，顯示台灣民眾終於用選票表達了對民進黨執政八年以來，台灣經濟持續衰退的強烈不滿。

台灣的經濟持續衰退固然有其內在原因，然而，民進黨基於政治目的拒絕與大陸進行「三通」，即直接「通航」、「通商」、及「通郵」，從而阻撓台灣與大陸深化相互之間的經貿關係，致使台灣的經濟發展始終停滯不前，卻是不爭之事實。不過，儘管面對政治上的重重阻撓，台灣企業界仍然通過各個渠道與大陸發展經貿關係。

出口大陸激增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反覆，特別是民進黨於二○○○年執政後，作出了一連串朝向「台獨」方向發展的政治舉措，然而，台灣與大陸地區的經貿關係卻在不斷加強中。根據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處的統計數據顯示，從一九九八年至二○○七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貿易由九億元（美元．下同）增加至六百二十六億元，十年間增長達六十八點五倍；同時期台灣對香港的出口貿易則由二百五十四億元上升到三百四十九億元，增長百分之三十七，反觀同時期台灣對其餘八個主要貿易夥伴的出口貿易增長最多的順序是南韓的七十八億元、新加坡的一百零五億元、以及澳洲的三十二億元，增長率分別是四點二倍、二倍、及二倍。

在出口貿易的比重方面，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貿易在過去十年間愈形吃重。一九九八年，台灣對大陸出口貿易只佔台灣對全球出口貿易總額少於一個百分點。然而，在二○○七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貿易比重上升至台灣對全球出口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點四，香港則佔百分之十四點一，其他八個主要貿易夥伴除了美國佔百分之十三外，餘下的都是介乎於百分之一點三至百分之六點五之間。過去十年間，台灣對大陸和香港的出口貿易比重已佔台灣對全球出口貿易比重的百分之三十九點六。

出口貿易對台灣的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從理論的角度而言，量度一個地區經濟的「經濟增長」（ＧＤＰ）對出口貿易依賴的程度，通常是透過計算這個地區經濟的「外貿出口依存度」。「外貿出口依存度」的計算，是以一個地區在一年度內的出口總值，除以該地區同期本地生產毛額總值再乘以一百。

「外貿出口依存度」的數值愈大，表示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對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愈高。從一九九八年至二○○七年，台灣的本地生產總值由二千七百五十八億元上升至三千八百一十六億元。過去十年間，台灣的「外貿出口依存度」由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四十點八上升至二○○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四點六，其中對大陸的「外貿出口依存度」由同時期的百分之零點三上升至百分之十六點四，加上對香港的百分之九點一，在百分之六十四點六的「外貿出口依存度」中，便有百分之二十五點五集中在大陸及香港地區。換句話說，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七年，台灣超過百分之三十九的「外貿出口依存度」集中在中國大陸地區。

直接投資比重上升

除了貿易依存外，過去十年間，儘管面對兩岸政治關係惡化，台灣對大陸地區的直接投資仍然直線上升。

根據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七年，台灣對大陸地區的年度直接投資由二十億三千萬元上升到九十二億一千萬元，十年間累積總額達五百二十九億元。

與此同時，除了一九九九年至二○○一年間由於「兩國論」使「海峽兩岸關係」驟然吃緊，而致使台灣對大陸地區的直接投資有所下降外，台灣對大陸地區的直接投資，相對於台灣對全球直接投資的比重由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四十點六上升至二○○七年的百分之六十九點三。在二○○七年，台灣每十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便有約七美元投放往大陸地區。為什麼台灣自民進黨在二○○○年執政以來，雖然不斷推出種種「台獨」方向發展的政治舉措，台灣對大陸的直接投資還是不斷增加？

台灣對大陸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加，目的只是為了要維持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面對全球各國都向中國投資從而利用中國大陸相對較低的生產成本優勢，台灣不能長期基於政治的原因而抗拒中國大陸生產成本優勢的吸引力，將原來投往大陸地區的投資，轉移往其他生產成本較高的地區，最終造成台灣產品由於生產成本較高而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下降，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客觀現實。

經貿依存最終改變政治關係

地區經濟與地區經濟之間的「經貿依存」，可以假以時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這些地區經濟之間的對外政策。鑒於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龍頭的主要構成部分，不論是美洲、歐洲、以至亞太地區內的各個地區經濟，沒有一個地區經濟可以拒絕與中國大陸這個龐大經濟實體建立經貿關係，而獲得較為理想的經濟增長。

台灣作為亞太地區經濟的成員之一，自然不可避免地與區內其他地區經濟一樣，與中國大陸這個龐大經濟實體建立一定程度的經貿聯繫，從而避免在亞太地區以至在全球經濟的範圍內被邊緣化的後果。

因此，不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在台灣執政，只要全球地區經濟都參與中國這個龐大經濟實體，台灣為了要維持台灣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必須要與北京政府打好交道，避免台灣經濟在往後的日子繼續惡化下去。

過去八年台灣經濟持續下滑，已使台灣島內民眾飽受生活水平下降之苦。經過二○○八年一月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後，不論哪一個政黨在台灣執政，再也不能夠礙於政治的理由，繼續置台灣的民生經濟於不顧。

與此同時，來自台灣民眾以至企業界要求改善台灣經濟的壓力將會持續增加，最終將會導致台灣對大陸拒絕「三通」的政策得以轉向。只要台灣實行與大陸直接「通航」、「通商」、「通郵」的政策，台灣的經濟可以如香港在「自由行」政策實施之後所產生的「乘數效應」一樣，在短期內通過大陸的資源變成一盤活棋，屆時台灣的社會經濟形勢將會獲得可觀的改善。

儘管國民黨在二○○八年一月的「立法委員」選舉中獲得大勝，並有望在下任總統選舉重奪執政權。然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無論是那一個政黨執政，台灣目前所面對的經濟問題，是否可以「長期獲得解決」，以及採取怎樣的政策措施才可予以解決，筆者希望以後再作探討。

「歐亞經濟論壇」是「上合組織」的補充框架

2007年11月8-9日，中國在西安產灞生態區舉行了「2007歐亞經濟論壇」。「歐亞經濟論壇」每2年舉辦一次，第一屆論壇舉辦於2005年。本屆論壇由「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秘書處、「上合組織」實業家委員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歐亞經濟共同體」秘書處、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陝西省人民政府主辦，博鰲亞洲論壇協辦。論壇開幕式由前「上合組織」秘書長、現任「歐亞經濟論壇」秘書長張德廣主持，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陝西省省委書記趙樂際、聯合國駐華總協調人馬和勵為論壇開幕式致詞。出席和列席論壇的還包括中國和外國政要、部長、各國的銀行行長和來自「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大中小企業的代表。大會連續2天在西安市索菲特會展中心就能源合作、旅遊合作、歐亞教育合作、金融合作等議題舉行論壇會議。就本屆論壇的規模而言，中國舉辦了一個高規格的經濟論壇。然而，為什麼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下，還會在2005年產生了一個「歐亞經濟論壇」呢？

「上海合作組織」的不足

自「上海合作組織」於2001年成立以來，成員國之間就地區安全、經貿往還、以至文化交流等領域方面進行合作。就地區安全合作方面，由2002至2007的6年間，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分別舉行了6次聯合反恐軍事演習。然而，在經貿領域的合作方面，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的雙邊貿易卻並未有顯著的發展。

根據中國海關及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上合組織」成立7年以來，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的雙邊貿易總額由2001年的121.4億元(美元,下同)i)上升到2007年的872.4億元，7年間增長達6.2倍。然而，中國對擁有「上合組織」觀察員國家身份的印度，伊朗，蒙古，以及巴基斯坦在同期的貿易總額卻由86.6億元上升到947億元，7年間增長達9.9倍。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貿易統計數據顯示，以2006年為例，中國與吉爾吉斯的貿易總額佔後者對全球貿易總額的49%；但是，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雙邊貿易只佔後者對全球的貿易總額的13%、佔俄羅斯對全球的貿易總額的6%、佔塔吉克斯坦對全球的貿易總額的12%、以及佔烏茲別克斯坦對全球的貿易總額的10%。反觀這些「上合組織」成員國對全球其他貿易伙伴在同時期的貿易總額，歐盟是哈薩克斯坦貿易總額的34%、是俄羅斯的49%。而俄羅斯與塔吉克斯坦的貿易總額佔後者全球貿易總額的17%，其次是歐盟的14%。俄羅斯與烏茲別克斯坦的貿易總額是後者的全球貿易總額的26%，歐盟則佔烏茲別克斯坦全球貿易總額的21%。從上述的統計數據顯示，除了吉爾吉斯外，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的經貿依存關係並未發展至「顯著」的程度。綜觀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五個成員國的貿易比重，大幅度落後於歐盟與這五個「上合組織」成員國的貿易比重的形勢下，「上合組織」內部凝聚力的基礎便成為疑問。

經貿依存是穩定國際關係的重要基礎

「上合組織」過去７年來的發展，顯然未能為中國與組織內其他成員國之間建立一個比較緊密的經貿關係，這個現象起碼基於下列４個原因。首先，作為「上合組織」２個成員大國之一的俄羅斯，對中國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大力發展經貿關係持「保留的態度」；特別是設立「中亞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俄羅斯認為「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將會導致中亞地區國家的市場為中國較具成本優勢的出口產品所主導。其次，鑒於歷史的原因，俄羅斯對這些前蘇聯成員的中亞國家具有特殊的感情，對於表面上具有中國主導色彩的「上合組織」難免懷有其他考量。再者，這些中亞國家在對外貿易關係的發展方面，採取了「貿易伙伴多元化」的策略，從而平衡他們與西方國家、俄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最後，由於「上合組織」自2001年成立以來，已經引起了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注意，近期更有西方外交界形容中俄企圖將「上合組織」發展成為「亞洲的北約」之說，因此，這些參與「上合組織」的中亞國家，便成為以美國為首的部份西方國家所要爭取的對象。至此，這些中亞國家在「上合組織」的會籍，卻成為向西方國家索取更多利益的討價還價的籌碼。

如果國與國之間的經貿依存，對相關國家的對外政策具有一定程度影響的功能，加強國與國之間的經貿依存程度，將有助於更加牢固地將兩國的關係納入戰略利益的關係網絡內。鑒於私營企業的行為受利潤目標所制約，在為了能夠加強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經貿關係的同時，而又可以繞過政治的障礙，「歐亞經濟論壇」便成為「上合組織」以外而又能夠促進中國與這些中亞國家之間經貿關係的補充框架。雖然現時「上合組織」內部已經設立了「上合組織銀聯體」，從而對各成員國企業之間的融資提供協助。但是，這個近乎國家中央銀行規模的宏觀層面的金融建設，似乎仍然未能在短時期內為大幅度促進「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活動而發揮作用。因此，中國應該運用「歐亞經濟論壇」的框架，在微觀的層面上發展與「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在這個補充框架下，中國可以通過對「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的中小型企業提供出口信用保證和低息貸款，來加強中國國內企業與「上合組織」成員國的中小型企業的貿易往還，最終得以全面展開和加強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經貿依存關係。